危机深化中的治理模式

2.危机深化中的治理模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始于2007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远未成为过去，危机还在深化中。危机深化的主要表现是，个人和企业的债务危机正在进一步演变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债要比居民个人和企业的债务危机具有更大的传染性，从而需要世界各国采取合作的立场来加以缓解，否则，危机的破坏性会进一步放大。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对于危机的全球性治理大致上涉及以下几个领域：如何控制主权债务危机？如何推进贸易自由化？如何控制短期资本流动？如何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走向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对此，我们有以下建议：

2.1　如何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有效的全球融资和必要的改革

如前所述，危机深化的主要表现是发达国家普遍且不断扩散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了有效地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尽可能控制其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有必要将各国所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加以区分，以便找到正确的治理方法。

美国的主权债是周期性的，因为美国的基本面并未被危机所摧毁，美国的主权债是政府为了救市而造成的，并且从周期平滑的角度来看，李嘉图等效原理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不同了，南欧诸国居高不下的主权债务并非是为了应对危机而造成的，而是原本就存在的，全球性危机只是起到了触发这些国家之主权债务危机的作用而已。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正在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欧元区国家，由于同时遭遇老龄化和统一货币制度的制约，而难以通过跨期调整与货币贬值等方法来缓冲不断加剧的危机。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老龄化破坏了李嘉图等效原理，使得跨期平滑不再可能，而统一的货币制度则完全排除了通过货币贬值来改善基本面的可能性。

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主权债务危机，显然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就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而言，如果美国能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世界国际收支盈余国又能够给予必要的融资，那么，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并且只要经济有所好转，李嘉图等效原理得以发挥作用，那么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有可能得到治理。

但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治理。因为欧元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通过主权债务融资就能解决的。欧元区的问题首先在于老龄化。与美国不同，欧元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是非移民国家，因此不可能通过吸收移民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这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假如不能通过推迟退休年龄等方法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仅靠国际融资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其次，除了老龄化的困扰之外，欧元区的问题还与欧元本身有关，从2001年欧元正式流通开始，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除了德国的竞争力提高了，其他所有参与国的竞争力几乎无一例外地下降了，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就是今天发生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欧元诞生以后，美国对欧元一路贬值，目的旨在削弱欧元区国家的竞争力，结果除了本币对欧元大幅贬值的德国没有受到此不利影响之外，其他凡是本币对欧元升值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欧元升值的冲击。由此产生的后果很严重：一方面，由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而造成的竞争力下降使得汇率高估的欧元国家的基本面不断走向恶化；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欧元所提供的信用支持，使得那些竞争力下降的国家可以通过大规模对外负债来维持其现有的消费水平。正是因为基本面与金融面的这种逆向发展，才酿成了今日欧元区国家如此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和金融危机充其量不过是引爆此危机的触发因素而已。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解决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必定不同于美国。如果说美国需要的是国际融资，那么欧洲国家所需要的则是改革。对于欧元区的改革，人们已经开出的药方不外是：第一，紧缩财政，但这会进一步恶化已经走向衰退的经济；第二，改革欧元区的财政体制，在欧元区内推行统一财政制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缓解业已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推行此项改革不仅会刺激那些已经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搭便车”，而且还会把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通过财政渠道传递给那些经济基本面尚好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等，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统一还将使参与欧元区的欧洲国家完全丧失独立性而失去其内在的活力；第三，让欧元解体，这样欧洲国家就可以摆脱欧元的硬约束，转而选择更加具有弹性的货币（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各自的经济基本面，这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国家当下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采取这种治理方法将会产生巨大的“退出成本”。我们这里所说的“退出成本”可能包括存量坏账的损失，以及流量竞争格局的变化，即随着欧元的解体，那些汇率被高估的国家的竞争力会提高，而那些汇率被低估的国家的竞争力则会下降，前者如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后者主要是德国等。

所有这些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告诉我们，欧元区国家想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不管是财政紧缩还是财政一体化）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同样，若是采取解散欧元区的做法也是一种成本高到欧元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做法。这样，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欧元区国家必须对国内缺乏调整弹性的就业和福利体制加以改革。所有具有高额主权债务的国家必须明白，在高福利制度保护下的那种坐享其成的日子必须结束了，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创造财富去。要么像北欧一样积极创新，要么像西欧一样勤劳致富，否则谁也不可能救助南欧高债务国家走出今天的困境。与此同时，欧元还须对美元贬值，并对外开放内部市场，这样才能产生更多的区外贸易机会，来为可能增加的产出找到出清的空间。

2.2　如何推进贸易自由化——充分的市场深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泛滥。1930年，当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时，由时任总统胡佛签署通过的旨在保护美国贸易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结果引发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由于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到1938年，世界进口总额仅为1928年的一半，从而加剧了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

尽管本次危机源于长周期调整，但是考虑到在危机发生前，世界经济中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失衡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当危机发生时，许多国家因害怕失去本国市场与危机的加重，而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尽管在2008年11月G20金融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识，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就在此次峰会结束后不久，就有17个国家不顾世界经济的大局，而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些国家共计推出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这对于缓解当前的危机几乎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WTO的框架下，过去那种赤裸裸的贸易保护政策已经不可行了，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处于WTO监管之外的新贸易保护方法，比如最近非常得势的绿色贸易壁垒和碳关税等，以及旨在限制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法。正因如此，危机后不断发生的贸易保护行为不仅无法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无论是贸易理论还是贸易实践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自由贸易是最优的选择。所以为了拯救处在危机中的世界经济，所有国家特别是WTO的成员国都应放弃贸易保护政策，转而选择促进贸易自由发展的政策立场。具体说来，今日世界亟须做出以下努力来确保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发展：第一，在未经WTO成员国协商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国家不能单方面采取非经协商同意的贸易保护措施，如欧洲国家最近单方面推出的碳关税等；第二，发达国家不能以汇率低估为理由来限制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第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尽快开放国内市场，采取以市场换市场的方法，来减少对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贸易顺差；第四，所有国家要慎用汇率政策来平衡贸易的差额。根据有关的研究，从1820年至今，国际贸易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它们分别是：1820—1913年；1914—1945年；1946—1978年；1979年至今。其中，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因为世界实行的是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由此导致的汇率稳定带来了贸易的繁荣；第二个阶段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爆发，金本位崩溃，从而导致了贸易的极度衰退；最后一个阶段（即现今阶段），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

崩溃而来的纸币本位化和浮动汇率合法化，贸易也随之出现了波动。以上的事实告诉我们，固定汇率有助于贸易的发展，浮动汇率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因此，为促进贸易的发展，各国都有责任来保持汇率的稳定；第五，积极推进WTO多哈回合的谈判，以便为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更大的自由空间。考虑到双边贸易谈判协定的成本要比多边贸易谈判协定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除了继续积极地推进多哈回合的谈判之外，世界各国还应支持任何不歧视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区域的双边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以便突破多边谈判的僵局。

2.3　如何控制短期资本流动——适度的资本管制

一般而言，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将随套利、套汇和其他赢利机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至今，国际短期资本已经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反转式流动现象，从而导致了危机的扩散。所以在全球危机深化的今天，有必要对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加以适当的控制。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全球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频繁，波动性与破坏性极大，就连一直以来支持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改变传统立场，认为资本账户管制应该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异常资本流动的工具箱，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管理等工具一起使用，而不要简单地采取开放资本项目和汇率浮动的做法来规避资本自由流动的冲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管理能力也稍显稚嫩，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若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开资本账户，只要宏观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出错，势必会成为短期国际资本攻击的对象，这种情况已经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的中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中反复得到证实。在这里，我们特别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出于自我保险和谨慎动机，新兴市场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至2011年底，总额高达约7万亿美元。如果这些资金因为仓促开放资本市场而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将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加以监管可能要比开放资本项目更加安全。

就全球范围来说，要减少短期资本流动造成的不稳定性，需要世界各国做出以下努力：首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修正长期存在的政策扭曲，借以封闭短期套利与投机的敞口；其次，对于已经进入金融全球化连动机制中的各个主权国家来说，需要尽快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和分类化的资本管理，在有效控制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的同时，确保长期性投资资本的有序流动。最后，所有发达国家应当控制货币发行的节奏，并且对金融业加以重组和改革，恢复金融业原本应当承担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坚决打击其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型功能，这样就有可能阻止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产生的不利溢出。

2.4　如何激发企业家信心——积极的熊彼特主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提出了质疑与反思。随着政府救市而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又引来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困惑与批评。出现这样的现象实属正常。如果回顾一下历史，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从1929年的大危机至今，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凡是经济处在繁荣时期，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便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繁荣时期的市场是有效的；每当经济遭遇危机时，凯恩斯主义就会得势，因为危机时期市场机制是失灵的，从而需要政府的帮助。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对的，但同时又都是有局限性的。不管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们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其借以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作为一种趋势，即使有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也是不可改变的，政府干预只能起到减少或者增加经济波动的作用，假如政府的干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周期波动的幅度会小点，假如政府的干预政策是错误的，那么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便会加剧。那么什么力量可以让衰退的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呢？熊彼特对此做了最为精辟的阐述，那就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熊彼特曾试图建立一个以创新为内在动力的内生经济变迁的理论。不过，在凯恩斯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熊彼特的经济思想一度沉寂，遭人遗忘。20世纪80年代以来，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被模式化为演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从而获得了新的理论活力，并开始被慢慢地导入政府政策制定的工具箱。随着世界性危机的深化，特别是当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政策陷入困境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能够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不是政府的救市政策，政府的救市政策说到底只是为了避免萧条，但不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要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归繁荣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即“毁灭性的创造”。

自2007年危机以来，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无疑是美国。美国在批评华尔街，但同时又在保护市场机制和企业家。批评华尔街是为了让金融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保护企业家则是为了未来的繁荣，要让企业家能够顺利完成创造繁荣的功能，就必须给企业家以活动舞台，因此就必须保护市场机制。美国的这种旨在激励企业家创新的干预方法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传统制造业开始复苏，下一轮长周期的创新产业已经初露端倪，作为创新产业发展风向标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已经创出了十一年以来的新高。所以，为了让世界经济能够顺利地从危机走向繁荣，世界各国需要认真借鉴美国的经验，坚定不移地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以便为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