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3.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不是这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所在，因此，危机会对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危机作何反应，并采取怎样的应对方法。回顾一下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的各种应对措施，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对危机的性质判断失误，推出了一系列不当的干预措施，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输入危机的国家。

其实，在没有真正弄清楚危机的性质与触发机制的情况下，就对危机匆忙做出错误判断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在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就在当时提出了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已经陷入总危机的论断，从而彻底排斥了市场机制，选择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因为剥夺了居民与市场的自由选择权，使得资源配置和全社会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结果，在这样的体制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社会资源消耗得也就越多，社会福利下降得也就越快，在无效运行将近八十个年头之后，最终走向了崩溃。而市场经济则仍然以其高效率而周期性地向前发展着。由此可见，把市场经济下必定会发生的周期性危机看作市场经济的失败，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并会对危机应对和治理的政策选择带来错误的信息。

现在就来分析一下2008年后中国面对全球性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产生的后果：

第一，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采取这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对危机的性质判断失误有关。就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假如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失败的危机，并且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所谓的“总危机”，那么由政府来替代注定要失效的市场机制就是合情合理的选择。所以，2008年，中国扩张财政政策的力度之强、推出速度之快是历史上罕见的。

第二，基于同样的判断，政府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不是采取注资的方法，而是选择了投资。注资与投资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经济含义截然不同。注资意味着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的投资与竞争，只是对在危机中受到冲击的经济当事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这种支持大致可以采取以下两种不同的做法：假如当事人受到的冲击是金融上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以财政资金购入其优先股（购买这种无投票权的优先股可以避免国有化）的方法来注入资本金，以保证其能够正常的开展经济活动；假如当事人受到的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冲击，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的方法来减少其因销售量下降和库存增加而导致的损失，保证其仍然能够在盈利的边际上继续开展经济活动。从危机后的救市政策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大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措施。

但是，我国的财政救市政策却不是这样的。我国在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财政扩张政策主要选择了直接投资，政府通过国有经济部门直接把财政资金投向了那些政府认为需要发展的产业领域。这种做法带来的积极效应并不明显，但是其消极影响则是非常确定的：首先，在体制上，发生了政府力量对市场力量的过多替代；其次，在产业领域内产生了政府及其控制的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最后，在金融市场上，由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融资刺激了利率的上涨，随着官方利率的上涨，民间产业资本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不断下降，部分产业资本被迫撤离无利可图的实业部门，不是进入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进入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从事高利贷金融活动，从而助长了经济的泡沫化和与日俱增的金融投机活动。

第三，在内部经济结构趋于恶化的同时，外部经济也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变化，伴随着利率上涨而来的是中外（特别是中美之间）息差的持续扩大，这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7]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本约占这些国家GDP 的7%左右，次贷危机发生后，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了平衡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纷纷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撤资，结果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外来资本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GDP的比重便迅速下降到1%左右。然而也就在2008年后两年不到时间里，由于息差的持续扩大，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拯救其危机而释放的流动性又大量回流到了基本面尚好并且利率不断上调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占这些国家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到了5%左右。

特别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次国际资本重新回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结构性变化：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2007年以前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本以长期资本为主，用于短期投资组合的资本数量平均不超过20%，但是2008年以后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大都为短期投资组合资本，其数量高达60%左右；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由于中国在危机后采取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力度最大的财政扩张政策，所以其名义利率的上涨速度几乎是最快的，因而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的规模也是最大的。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国际储备迅猛增加，这又迫使人民币汇率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随之下降，在内部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出口商品的生产而把资金转移到短期内获利丰厚的房地产市场和非正规的资金拆借市场，而这又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和泡沫化。结果，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衰退、主权债务持续增长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却正面临着泡沫破灭的巨大风险。

由上可见，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新的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全球性危机发生后，采取了一系列不当的干预措施而造成的，这些干预措施之所以不够恰当，就是因为它们的方向都反了。简单地讲，当危机策源地国家采取注资干预政策时，我们却选择了直接的投资干预；当危机策源地国家整顿金融秩序、保护企业与实业投资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打击实业投资并放松对于社会金融投机监管的做法；当危机策源地国家采取紧缩财政、扩张货币的政策组合来治理危机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紧缩货币、扩张财政的政策组合，从而导致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流动性冲击；当危机策源地国家压低本币汇率的时候，我们却在让人民币汇率不断地升值。所有以上这些与国际社会的反向操作，造成了中国出口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形成率的下降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从而给了世界一个做空中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