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 2006年),美国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芝加哥大学

今年的桂冠用以表彰弗里德曼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及其对经济稳定政策的复杂性的论证。

——瑞典皇家科学院

1976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表彰他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及其对经济稳定政策的复杂性的论证。弗里德曼被经济学界尊为泰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人们常常将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提并论,也正如瑞典皇家学院的公告所述:像弗里德曼这样直接或间接地对科学研究方向及实际政策的制定有如此大的影响的经济学家是很少见的。

一、生平简介^[1]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12年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太移民的家庭。1928年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他靠奖学金才得以继续学业。在拉特格斯大学,弗里德曼主修数学,后来又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932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后,弗里德曼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次年获得硕士学位。

1933年,弗里德曼由亨利·舒尔茨和哈罗德·霍特林介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与芝加哥大学不同,但霍特林对数理统计学的研究,制度学派大师米切尔的经验研究以及约翰·克拉克的经济理论对弗里德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年以后,弗里德曼又回到芝加哥大学担任亨利·舒尔茨的助手,这时他认识了以后成为终身朋友的乔治·施蒂格勒和阿伦·华立斯。1935年,经过后者的帮助,弗里德曼到华盛顿的全国资源委员会参与消费者预算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成果成为他于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1937年,弗里德曼进入国家经济研究局,帮助西蒙·库兹涅茨研究独立职业者的收入,即律师、会计、医生等的收入(这些行业的专业人士取得执照后可以单独开业),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们于1940年合作完成、1946年出版的《1926～ 1936年间独立职业者的收入》。在这本书里,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个概念,也是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基本概念。

1940～ 1941年,弗里德曼任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1941～ 1943年在美国财政部赋税研究局工作,主要研究战争时期的税收政策;1943～ 1945年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处统计科,研究武器设计、军事战术和冶金实验问题; 1945年他应邀到明尼苏达大学任客座教授。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 1943年为罗斯福工作时他曾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加哥大学成立货币与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安娜·施瓦茨的协助下,发表了《美国货币史》。他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货膨胀的重要性。

从1946年开始,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1977年退休。在这一期间,弗里德曼与施蒂格勒一起发展了具有独特研究理念和方法的经济学派——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坚定地支持新古典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极力提倡自由主义思想。此外,弗里德曼更多地从事公共事务和学术交流,1950年他作为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管理机构的顾问在巴黎工作了一个季度,在此期间研究了浮动汇率问题;1953 ～ 1954年在剑桥大学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1957～ 1969年担任《经济计量学》期刊编辑;1964年作为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的经济顾问;1964～ 1965年任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从1966～ 1984年,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每三周为《新闻周刊》杂志针对时事写一篇文章,由此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67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与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68年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会;1972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1977年退休后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80年与其夫人合作完成电视系列节目“自由选择”,更是提高了他的知名度。此外,弗里德曼在13年中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对当时中国的经济进行了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从他所获得的奖项和荣誉中就能得到充分体现:1951年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72年的“年度芝加哥人”称号;1973年的“年度教育家”称号;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年的全国科学奖章,同年的总统自由奖。除此之外,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会、计量经济学会、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等知名学术团体的成员,获得过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弗里德曼于2006年11月16日因心脏衰竭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4岁。“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为亦师亦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的悼文中说。的确,弗里德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自由市场理论与货币主义思想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是不会结束的。

二、学术贡献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大量的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消费函数论,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在货币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和名义收入货币理论;为了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他又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假说,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对消费分析方面的研究^[2]

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方面的代表作。在该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这一理论的观点是:人们当前的消费水平是由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预计收入所决定的。弗里德曼认为要正确分析、预测人们的消费行为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就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收入:一种是暂时性收入,另一种是持久性收入。相应的,消费也应该区分为持久性消费和暂时性消费。持久性消费是消费者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性的收入,它实际上是每个家庭或个人长期收入的一个平均值,是消费者使消费行为与之相一致的稳定性收入。暂时性收入与之相对,是指瞬间、非连续性、带有偶然性质的现期收入,如工资、奖金、遗产、馈赠、意外所得等。弗里德曼认为,暂时性消费与暂时性收入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但是,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固定的比例关系。如果人们预计到未来自己的持久性收入水平会下降,那么,即使当前的收入水平没有下降,人们也会节衣缩食,以便为未来的“苦日子”做好准备。相反,如果人们预计到自己未来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将会上升,那么,虽然当前的收入水平没有上升,人们也会增加开支,提前消费。

“持久收入假说”更能合理解释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被许多实际例子所验证,还可以解释许多凯恩斯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根据凯恩斯的理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其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会下降,但其他经济学家发现,美国人的消费比例是稳定的,并不因收入的提高而下降。“持久收入假说”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即当人们预计到未来的收入水平将持续上升时,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将相应地上升,从而使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弗里德曼的这一理论不仅能解释一些实际生活中所观测到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反驳了凯恩斯的观点。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政府应该增加开支以便刺激经济复苏。但是弗里德曼指出,如果人们预计由于此种刺激经济的政策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是短暂的而不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仍然不会增加开支,当人们的开支都不增加时,政府试图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都要归于失败。

2.现代货币数量论^[3]

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这部论著正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奠基之作。弗里德曼认为,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坚持认为货币史至关重要的——即坚持认为,如果忽略了货币方面的变动及其影响,如果不对人们为什么愿意持有存在的名义货币的某一特定数量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将失之偏颇”。在这本书中集中叙述了货币主义的学说观点。首先强调了货币对解释经济变量的作用,重整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以新的方式论证交换方程,论述了货币数量和价格之间的稳定关系。此外,在需求管理上,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单一的货币规则,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收入不公的问题上,反对政府干预,这也是货币主义学派不变的呼声。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领袖,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可以说,现代货币数量论是整个弗里德曼理论体系的核心。

从分析方法上来看,现代货币数量论不像早期货币数量论那样把充分就业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固定的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不变的情形来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是货币需求函数的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货币数量论一方面论证了早期货币数量论中说明的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认为货币存量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强调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凯恩斯主义流动偏好理论中关于货币需求不仅取决于利息率,也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的看法。关于现代货币数量论所要阐释的问题,弗里德曼有过如下的表述:

首先,在区分名义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同时,强调货币数量论是反映货币需求的理论。弗里德曼曾多次申明,货币数量论“首先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的理论”。

其次,弗里德曼通过分析利率变动的复杂性,具体阐明了货币传递机制的形成过程。他的结论包括:(1)货币传递机制的内容包括一种初始流动性和可贷出资金效益、随后的收入效应,以及还要延缓的价格预期效应。(2)针对货币变动而进行的调整要用很长时间,而且影响到许多经济变量,如果这种调整过程是迅速的、直接的和机械的,那么,即使是能得到一些不完整的数据,货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调整过程的情形不是这样的,那么,原始的证据就很有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这就需要做精细的研究分析工作。(3)货币作用过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种调整过程所决定的,在短期的均衡过程中,名义货币需求变动率与名义货币供给变动率之间的差异,导致名义收入变动率脱离它的长期值。名义收入的调整速度,是它的测得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差异的函数。(4)长期均衡被定义为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因而在长期均衡状况下,所有预期都是可以实现的,以至于实际量和预期量是相等的。(5)短期调整过程与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转变,是通过预期值的修正而产生的。

3.提出名义收入货币理论^[4]

弗里德曼提出的“名义收入理论”,用以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货币数量的变化对长期的实际收入变化的作用无足轻重,但是对长期名义收入的变化却有决定性的意义。价格水平取决于经济中的货币因素和实际因素共同的作用,而货币数量是决定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操控货币供给时,短期就会影响名义收入,并直接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政府只能实行货币增长率保持不变的稳定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是按照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来规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在不具备采用单一货币政策的条件下,政府应该避免采用货币数量大幅度变动的做法。

4.对“自然失业率”的研究^[5]

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上以会长身份向该会发表的致辞“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自然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不管政府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自然失业率都不可能降低到零。自然失业率的变动并不取决于价格水平这一类名义变量,从根本上说,通货膨胀既不能提高也不能减少失业。

根据宏观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如果要降低失业率,就必然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二要降低通货膨胀,就必然要引发高失业率。根据这一发现,政府如果想要降低失业率,可以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实现。

菲利普斯曲线的缺陷在于其无法解释“滞胀”这一现象。所谓滞胀,就是经济发展停滞(伴随着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而弗里德曼认为,价格上升取决于工资的上升,而工资的上升又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物价上涨程度的预计,两者互为推动。如果人们预计到了未来的物价水平将上升时,就会要求提高自己的工资,如果此时政府想通过实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并降低失业率,或想通过付出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去降低失业率,这种企图就会导致工资上升、物价上升。工资的上升必然又导致企业尽量减少雇员数量;物价的上升也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最终导致生产的下降,而生产的下降也会导致雇员数量的减少。这两条途径共同作用的结果都使政府降低失业率的企图无法实现。这时的失业率仍维持在原来的水平而不能降低,与此同时,工资、物价却上涨了,由此导致了滞胀。

三、社会影响及评价

在1998年的美国经济会议上,在150名经济学家投票中,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但若以“最伟大”评价,弗里德曼则成为第一。弗里德曼毕生坚持经济自由主义,他与凯恩斯理论的交锋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哈耶克曾说过:只是一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有记者采访弗里德曼,当问及获得诺贝尔奖是否就是学术生涯的巅峰时,他回答:“不是,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待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的确,弗里德曼此后也一直继续着他的研究,并常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投身于公共事业。

1.百炼成钢的经济学家^[6]

获得诺贝尔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然而世人真正意识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是最近十到十五年的事。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年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曾有一段时间,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被人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的图书馆甚至连弗里德曼的著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

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几乎是个人赤手空拳地让这个世界承认了“货币数量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在美国,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等主张正被公众广泛讨论,而在国外,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也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2.站在凯恩斯的对立面的一代宗师^[7]

虽与凯恩斯齐名,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却与凯恩斯背道而驰,这恐怕也是弗里德曼当时备受经济学界排挤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凯恩斯的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正如日中天,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却恰恰相反,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了经济波动。比较而言,凯恩斯推崇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嘲笑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例如他把股票市场比喻为“赌场”,而弗里德曼却认为,个人所具备的无限创造力恰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1957年,弗里德曼发表《消费函数理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了驳斥。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与此同时储蓄则越来越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人们的欲望已得到满足。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通过分析历史消费模式,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美国1923～ 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当时认为,出现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私有化性质,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因此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理论,并不能走出低谷,相反,还会越陷越深。凯恩斯由此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两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大萧条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1929年到1933年的4年多大萧条时期,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破产倒闭,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三分之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后来注意到,美国国会于1913年就成立了联邦储备局,以防止出现银行倒闭事件。两人在文中指出,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萧条中发挥作用,大萧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

1968年,弗里德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在此之前,凯恩斯理论一直认为,轻度失业只会带来轻度通货膨胀,在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失业与通货膨胀可以相互共存,例如,在有4%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有4%的通货膨胀率。这一理论实际上等于说,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混合比例。弗里德曼却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压到“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得更高。这一理论很快得到验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是国内通货膨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3.老骥伏枥的大师^[8]

弗里德曼于1994年出版了《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一书,这本书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一个简本,其内容更为深入浅出,浓缩并浅释了他的另一影响力巨大的著作——《美国货币史》。

《货币的祸害》一书重点不在研究货币史,而是研究货币制度中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以及其引发的无法预期的结果,因而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而深刻的印象。在此书中,弗里德曼讨论了从石头到羽毛到黄金的价值创造,勾勒了货币的支配性作用,揭示了货币如何引发或加深通货膨胀。他通过多彩多姿的历史片段,证明对货币经济学的误解所带来的货币之祸害。弗里德曼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了美国当前的货币体系对个人的工资、储蓄账户以及全球经济的意义。

货币,看起来好像仅仅是满足物欲或创造价值的一样东西,但这个东西不仅可以变成权力,同样也可以变成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就如弗里德曼在书中就保留有货币作为秘密武器的一些证据:20世纪30年代,白银集团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其代表者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了白银购买计划。据悉,此举对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局势造成了冲击。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实施白银本位的重要国家,美国大肆购进白银,并抬高了银价,引起中国国内白银外流,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发通货紧缩,为此中国不得不放弃银本位,取而代之的是不兑现的纸币。而战争和战后不受约束或缺乏纪律的货币发行,使中国又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境地,这销蚀了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民意基础,从而成为这个政权垮台的一个原因。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其实源自对本位货币的商品属性的信任。弗里德曼写这本书,也认为商品本位尚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不过对他而言,是否采用商品本位或者选取何种商品充当本位币无关紧要,弗里德曼关注的重点在于,何种货币制度才能最有效地保持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对1873年摒弃白银作为货币的法案持负面评价,因为在以黄金本位取代复本位制之后,黄金货币需求上升、世界黄金存量增长率放慢以及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加三者交汇,共同演绎出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通货紧缩。货币为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服务,这是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家所秉持的立场。而书中隐喻的另外几种关于货币之作用的看法,同样值得玩味。

弗里德曼晚年还致力于公共服务等领域,他总是站在消费者一边。弗里德曼辩称,一个国有的指令与控制型体系,不可能对结构复杂的人口的多种需求做出反应。他质疑政府是否能比私有市场更有效地生产任何产品,或提供任何服务,且不必说像卫生保健或教育这么复杂的服务。他支持以自由巿场模式,让全民获得资助,他们可选择任何达标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既维持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亦引入市场竞争。

从历史上看,学校和医疗服务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或是以商业的方式,或是通过慈善团体,但后来,政府开始介入。例如,强制实行义务制教育的法律,就伴随着一种“浮士德式的契约”:政府控制学校和教育标准,以及拥有课程控制权的公共机构教师团体和管理者,父母和孩子对教育内容丧失了发言权。自此之后,家长、学生和政客们一直都在苦苦努力,以应付越来越官僚化和集权化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起私立学校的问题,弗里德曼提出并推广“教育凭单计划”,该计划效仿了为美国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福利的《退伍军人法》。根据弗里德曼的方案,父母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费用的凭单,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在哪所学校使用,唯一的前提是孩子具备进入该校的资格。教育凭单的价值根据每个年龄组的基本教育成本确定,并根据所选学校自动增加金额。学校可以自行提高额外学费,或为奖学金筹集资金。如此一来,学校将不得不展开竞争,由此提高了教育的质量,完善了公共服务的供给。

4.属于世界的学者^[9]

除了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外,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弗里德曼对中国香港的经济制度赞不绝口,认为是自由市场制度杰出的典范,并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十分关注。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中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他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1989年弗里德曼为《价格理论》中译版写的序言中说道:“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面临更大的经济上的挑战,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在改善这么多人的日常命运时具有如此之大的潜在能力,每一个怀有善意的观察者都必定会祝愿中国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并发挥其潜力。”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变迁。他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认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刻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在弗里德曼去世之后,不少国家的媒体都不断地发布消息,各国政要都纷纷致以哀悼,回忆弗里德曼生前对他们的影响。撒切尔夫人形容他是“有知识的自由斗士”,是弗里德曼在经济保守主义盛行的年代,复兴了自由经济主义思想。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则赞誉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得知消息后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出其右。”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对手、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称弗里德曼是一个巨人,在推动美国经济自1940年顺利发展至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我对弗里德曼的去世深感悲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说。“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他在我生命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达半世纪。没有他,我的世界不会是现在这样。”

四、代表著作

弗里德曼早期发表的著作有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消费理论,而中后期的学术著作更包含经济自由主义、货币史和货币主义等一系列内容,这些书代表了当代货币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政策分析,也奠定了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他的代表性著作有:

1. Incomes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1929～ 1936,MIT Press, 1946.

2. 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Essays in AER,1948.

3. The ExpectedƽUtility Hypothesis and the Measurability of Utility,with L. Savage,Essays in JPE,1952.

4.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5.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Essays in Studies i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1956.

6.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7.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Fordham Univ.Press,1959.

8. Price Theory,Aldine Transaction,1962.

9. Capitalism and Freedom, with Rose Fried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0.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 1960,with Anna J. Schwartz,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11.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AEA,Essays in AER,1968.

12.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Aldine Transaction, 1969.

13.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onetary Analysis,Essays in JPE,1970.

14. Moneta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stimates,Sources,Methods, with Anna J.Schwartz,Columbia Univ.Press,1970.

15. Free to Choose,with Rose Friedman,Harcount Brace Jovanorich,Inl., 1980.

16. Money Mischief,Mariner Books,1994.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1.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高榕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2.货币稳定方案,宋宁、高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货币数量论研究,瞿强、杜丽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货币的祸害,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6.大衰退,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7.自由选择,(与罗斯·弗里德曼合著),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根据宏泰顾问《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和孙德圣《大师小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相关内容整理。

[2]根据孙德圣《大师小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冷兆松《快读大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内容整理。

[3]资料来源:宏泰顾问《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

[4]根据冷兆松《快读大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内容整理。

[5]根据孙德圣《大师小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相关内容整理。

[6]资料来源:宏泰顾问《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

[7]同上。

[8]资料来源:弗里德曼与他的《货币的祸害》(http://www.sina.com)。

[9]资料来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http://www.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