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

(1933年～ )美国　纽约州纽约市　哥伦比亚大学

今年的桂冠用以表彰费尔普斯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6年9月9日宣布,将2006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生平简介^[1]

1933年夏,埃德蒙·费尔普斯出生于钢铁之城芝加哥市。他的父亲是学经济的,母亲是学家政管理的,父母茶余饭后谈到的财经话题是他最爱听的故事。1939 年,费尔普斯跟随父母迁居纽约州哈得逊河上游的小镇黑斯廷斯,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直到高中毕业。音乐一直是费尔普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黑斯廷斯高中的音乐系是全国最有竞争力的,费尔普斯在学校乐团中充当小号手,这段时期让费尔普斯初尝了创作的乐趣。

1951年,费尔普斯进入阿姆赫斯特学院读书。在大学第一年里,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第二年他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当时的授课教师是来自哈佛大学的詹姆士·纳尔逊(James Nelson,其门生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材是萨缪尔森极具智慧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该课程激发了费尔普斯的经济学兴趣,并引导他研读萨缪尔森的学术论文,从而增进了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理解。1954年秋,费尔普斯有幸结识了来学院讲学的萨缪尔森,并与之建立了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深厚友谊。1955年,费尔普斯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在大学的经济学学习中,费尔普斯逐渐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智。作为刚刚开始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两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是促使他继续深造攻读经济学的一个直接动力。

费尔普斯毕业前夕,萨缪尔森曾热切地期望他能到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是,考虑到耶鲁大学在经济学界日益崛起的地位,以及可观的奖学金,费尔普斯最终选择了到耶鲁大学读研究生。

在耶鲁大学,费尔普斯师从加林·库普曼斯、罗拉尔·德布鲁、罗伯特·特里芬、詹姆士·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托马斯·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多位经济学大师,并接触到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最前沿。这段时期,费尔普斯同时受到两派思潮的深刻影响:一派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在耶鲁居于主导地位。费尔普斯从凯恩斯经济学大师詹姆士·托宾、托马斯·谢林以及亚瑟·奥肯等人那里学到的知识,成为他后来构造和修正模型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托宾曾经专门为费尔普斯开设个人阅读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来源于托宾的一个猜想——需求变动比成本变动使价格变化和产量变化间的线性关系更强,以及房地产能够作为判断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的风向标。另一派是欧洲思想的影响。当时,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中还有许多人来自欧洲。如来自匈牙利的威廉·费纳和来自民主德国的亨利·沃里兹。他们重视预期的“欧洲传统”,特别强调主体预期对通货膨胀以及更一般的价格和工资的作用。这些思想对费尔普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威廉·费纳(当时是费尔普斯的老师)讲授的奥匈帝国的思想,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的理论,引起了费尔普斯的兴趣,并在后来的研究中实现了重要创新。

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费尔普斯来到洛杉矶,在兰德公司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也在兰德公司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很快认识到,对于像他那样有志于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兰德公司缺乏广泛的学术激励和共鸣氛围。碰巧的是,耶鲁大学的考列斯基金会提供了一个学术职位,在那里他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研究,同时承担耶鲁大学少量的教学任务。1960年以后,费尔普斯又回到了凯恩斯阵营和中欧思想家中间。

尽管费尔普斯的教学课程不多,但仍然对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保罗斯·泰格曾评价费尔普斯是他在耶鲁大学遇到的最好的经济学老师,因为费尔普斯,泰格将专业转向了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政策经济学家乌韦·赖因哈特也一直关注着费尔普斯的课程教学。

在考勒斯基金会的5年半时间,是费尔普斯学术生涯发展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阶段,使他一举成名的关于国民储蓄“黄金律”的论文,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篇著名论文被视为对罗伯特·索洛开创的增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费尔普斯利用索洛提出的平衡增长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分割律”。

1962年至1963年,费尔普斯应邀到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他与萨缪尔森促膝长谈,同索洛一起讲授资本理论的课程,并结识了莫迪利安尼。这对于他澄清许多模糊的经济学问题,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是非常有帮助的。萨缪尔森称费尔普斯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的一年是“黄金一年”。此时的费尔普斯虽已享誉世界,但名家如林的耶鲁大学却一直吝啬给予他终身教授的头衔。费尔普斯于1966年离开耶鲁大学,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翻开了他学术生涯新的一页。

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后,他的研究重点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的几篇著名论文,构建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重新定义了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改写了宏观经济学。这些开创性研究,再次为他后来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奠定了基础。

1969年到1970年,费尔普斯在成本会计标准计量委员会做访问学者,遇到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哲学经典著作《正义论》的作者)。受罗尔斯的启发,费尔普斯开始关注和研究经济公正问题。

1971年秋天,费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那里一待就是8年,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变更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两人于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费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经济公平问题和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等领域的研究上面。费尔普斯在哥伦比亚大学还与吉勒莫·卡尔沃和约翰·泰勒一道,开始试图在理性预期和非一致性工资制定基础上,对凯恩斯范式进行重建。这些研究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形成机制进行了更详尽的讨论,对在分散化的市场上理性预期的含义和可用性表示怀疑,并提出了模型理论性预期模型,对理性学习过程进行了探讨。费尔普斯后来回忆到,当时他与泰勒和卡尔沃的互相影响使他们每个人都受益匪浅,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直到后来两人相继离开。在这段时期里,费尔普斯关于反通货膨胀的一些研究也值得一提,这成为他日后研究方向的一条线索。

从1980年开始,费尔普斯动手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撰写导论性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该书于1985年出版,学界有一些反响,但在商业上没有获得成功,这对费尔普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从1982年起,费尔普斯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麦克维卡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以及此后历任美国财政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费尔普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做访问与研究中度过的。随着人际接触面的扩大和对欧洲经济的亲身体验,他的研究兴趣和重点也发生了阶段性转移。在欧洲,费尔普斯主要关注了自己以前所不熟悉的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1990年,费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

1993年9月,费尔普斯回到纽约,开始着手研究一个自己思考很久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对低收入工人的补贴计划,计划的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工资率和就业率。

1995年,费尔普斯以“献身经济学的一生”为标题撰写了自传。他为自己列出了未来20年的研究计划:第一,关注本国的贫困人口;第二,研究失业问题。同时,费尔普斯改变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这个极其重要而又崭新的研究领域。他最初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样的经济体系最适合于替代前苏联的制度。后来他又研究更加一般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决定其最合适的经济体系是什么?尤其是为什么几乎每个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表现都比美国糟糕。其结论是,一国的经济制度,包括其经济运行系统、文化态度和社会政策,决定着其经济活力和包容性,进而决定着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以及社会福利。他还详细比较了美国相对资本主义与欧洲大陆社团(资本)主义的异同,指出后者不利于发挥经济活力和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主持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研究中心”。中心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什么样的商业思想可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中开花结果。费尔普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至今。最近的计划是第三次重写经济学,把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不可预测法则)写入经济学教科书。

费尔普斯在大学执教的同时,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以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美国国会预算局、欧盟、意大利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邦储备银行、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顾问等职,也担任过《美国经济评论》的编委。

2006年,费尔普斯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被提名法国军团荣誉骑士,并荣获人文学皮科·德拉·米朗多拉奖。同年6月22日,获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全球经济学奖。

二、学术贡献^[2]

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 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1.构建宏观理论的微观前提

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微妙之处是:考察工资黏性和失业问题时几乎不讨论劳动市场,使得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是该理论的一个致命弱点。主张自由经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正是在这一点上给予凯恩斯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他在西方宏观经济领域中的正统地位。与凯恩斯主义不同,费尔普斯高度重视劳动市场问题,多侧面地探讨了工资黏性和失业的原因,特点就是强调个人行为的理性,做到了从微观的角度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从严格的微观基础出发去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彻底的逻辑一致与统一。

(1)引入理性预期。费尔普斯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理性预期思想,突破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明确地把微观理论作为宏观分析的基础。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进行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之前,首先使用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包括以往所提供的)的信息,对未来的经济形式及其变化做出一定的估计。费尔普斯还对理性预期的现实性和适用性进行了发展。他认为,个人最优行动不是简单地依赖于他们自己关于总量状况的信念,还要取决于他们“关于其他人信念的信念”,由此可依此类推至无限等级的“更高信念”。

(2)工资黏性的关键假定。费尔普斯关于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关键性假设是工资黏性,指工资不能够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而迅速调整,而且名义工资上升容易下降难。与价格理论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也包括了名义工资的黏性和实际工资的黏性。

首先,名义工资不能够随着名义总需求的变化而迅速变化,交错工资合同理论揭示了这一点。费尔普斯(1968)提出,实际中的工资谈判是每年进行的,并且各个厂商的工资谈判在一年中是均匀交错的,导致了整体名义工资水平的黏性。

其次,实际工资具有黏性。费尔普斯与卡尔沃(1977)一起探索了在非对称信息下的隐性合同问题。他们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工人无法观察到商业前景,而雇主虽然了解这种前景,他还是装作他的企业每天都受外部商业条件支配;工人力图使自己的工资等于边际收益产品,但雇主却不这样做。

2.跨期思索失业问题

失业是现代社会最普遍、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费尔普斯的奠基性工作是与弗里德曼几乎同时提出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自然失业率,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些失业率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外部的冲击或就业转换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失业,是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消除的失业率。这一概念是过去50年中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随后,费尔普斯又进一步扩展了自然失业率动态特征的理论分析。他认为,自然失业率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由于受前期失业率的影响,自然失业率将会不断发生变化;既然自然失业率是可变的,那么由此得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值也应该是多种的,而不是唯一的、稳定的。

(1)失业回滞理论。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大范围出现了失业率持续上升的现象,这促使费尔普斯开始更多关注决定自然失业率本身变动的真实因素。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具有回归能力,一个短暂的外部冲击过后,经济系统总能回到初始均衡状态。然而现实中常常存在回滞现象,即冲击过后,经济系统往往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均衡,而是达到另一种均衡。费尔普斯最早将失业理论和回滞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失业的回滞模型,即“失业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会随时间而变动的含义,它不仅取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结构特征和不完善情况,也取决于前期的实际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即依赖于其均衡路径。

失业的回滞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自然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现象。而且,此理论的政策意义非常明显,认为政府应重视失业者,特别是长期失业者的权利,并设法增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力量,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2)搜寻理论。就业机会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不对称分布,以及工资(价格)的高度离散,构成了真实劳动力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存在搜寻行为的必然性。阿罗—德布鲁型经济显然不是对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准确描述。在真实的市场上,工人和厂商都具有异质性,这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对瓦尔拉斯假设的重要偏离。当工人和工作强度异质时,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像瓦尔拉斯所假设的市场那样运行:工人和厂商在集中决策、就业和工资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所决定的市场上相见;而在真实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和厂商是以分散决策、一对一的方式相见,共同参与一个力图将各自的偏好、技能和需求匹配起来的存在成本的过程。而且,由于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有可能导致摩擦性失业。

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交易的瞬间和无成本协调的假定不同,搜寻理论运用一些特定的、不完善技术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这些技术用于告知经济行为者交易机会,并把潜在的交易者聚集在一起。最早的搜寻模型是由施蒂格勒(Stigler,1961)提出的,但他研究的是一般商品的信息搜寻,并未论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搜寻。费尔普斯(1970)提出了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工作搜寻者通过搜寻活动来逐渐了解工资分布,通过比较工作搜寻的边际成本和可能获得的边际收益来决定是否继续搜寻。职业搜寻理论的出现统一了人们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认识,为自然失业率奠定了微观基础。

3.修正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新西兰籍的英国经济学家W.菲利普斯根据1861～ 1951年英国的历史资料,经验地推断在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值关系。此后,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日臻成熟和完善。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对菲利普斯曲线做了重要发展。他们使用通货膨胀率代替工资变动率来描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也就是将“失业—工资”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为“失业—物价”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这条曲线广泛流传,声名大噪,成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标准版本。菲利普斯曲 线经过萨缪尔森和索洛的修正后,迅速成为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基石。由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替换关系,政策制定者就可以运用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相机抉择,选择不同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组合。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以费尔普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相继于1967年、1968年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批评。批评意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菲利普斯曲线是否是一条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稳定交替关系的曲线;第二,在长期中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费尔普斯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分析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忽略了工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过引入预期因素,费尔普斯创造性地提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只存在暂时的替换,只在对物价变动率的预期不变时才能存在。不存在长期的替换关系,不是产生于实际通货膨胀本身,而是产生于没有预期到的、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

4.洞悉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3]

尽管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完全是副业,费尔普斯也许可以被当作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鼻祖。如果翻阅内生经济增长的文献,大概很少有人会不去引用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那几篇文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长理论。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就长期来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无论最初的资本—劳动比率数值如何,经济活动总是趋向于一条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的。

费尔普斯利用这一理论,提出了“经济增长黄金律”,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黄金律”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最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路径^[4]。费尔普斯原创性的分析被严格限制于比较长期的情形,假设经济“从最初开始”,但储蓄率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变动将产生分配冲突。如果为达到“黄金法则”而要求储蓄率增加,则后代人的福利将增加,但当代人的福利会下降。原因是,鉴于后代人将从允许其同时增加消费和储蓄的更多的资本存量中获益,当代人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消费以储蓄更多。但费尔普斯后来证明了有可能存在动态无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其中资本存量太大以至于通过降低储蓄率来增加每代人的福利是完全可能的。其基本解释是:通过降低储蓄率,消费将立即增加。如果初始的储蓄率在黄金法则水平之上,储蓄率降低也意味着长期中的消费得益。尽管资本存量更低了,因而产出也更低了,但更低的储蓄率却提供了更大的消费余地。

费尔普斯在一篇关于“黄金律”的论文中,还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为达到最大化长期消费,R& D投资(可以提高技术水平)也应调整到其回报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1966年,他在与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合作的论著中强调指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如何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贫穷国家更容易“赶上”富裕国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来的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似乎依赖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尼尔森—费尔普斯的分析也为如下现象提供了可行解释,即为什么在技术高速变迁的时代教育回报常常更高,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对增长的生产率特别重要。这一论断同样也可以用以解释为什么在最近数十年,信息技术革命引发新技术迅速扩散时,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高教育员工的薪水已显著增加的现实。

5.其他贡献

此外,费尔普斯对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融资的贡献也值得一提。他对统计歧视的开创性研究、关于收入税最优结构的新结论和最优通货膨胀税的性质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尔普斯关于统计歧视的思想体现在其专著(1972)和论文(1972)中。几乎与此同时,Arrow(1972a,1972b,1973)发表了具有同样影响的论文。费尔普斯与阿罗的研究普遍被认为是统计歧视理论的鼻祖,强调在雇主对工人信息不完全时,可能会出现不平等对待相同能力工人的现象。当测度个体生产力存在误差时,为改善对个体生产力的预测,需要使用个体所属群体的平均数据,结果使得具有相同特性的个体遭遇不同的待遇。

费尔普斯对公共融资最值得关注的贡献是对工资收入最优课税的研究(1973)。继Mirrlees(1971)之后,费尔普斯假定尽管工人小时工资不同,但政策制订者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不是工资率。该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边际税率在收入分配顶端应该接近于零(即使平均税率要高)。后来Sadka(1976)也获得了类似的发现,因而被称为PhelpsƽSadka结果。在经济学教义中,通货膨胀被看成对名义资产持有人的征税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费尔普斯(1973)从公共融资的角度指出,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一个税收收入来源,应与其他税收一起通盘做出最优选择。因而他支持正的适度通货膨胀率以平衡不同税收彼此间可能产生的扭曲。

三、社会影响

费尔普斯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之一”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对经济学的不朽贡献,在于他不懈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创立了以个体基础所引申出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经济模式,率先强调透过修订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信息的假设,去重组宏观经济学理论。他的卓越贡献,不论对过往30年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或是对当前最热门的研究而言,均影响恒远。

1.“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不完全信息、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消费者市场、新凯恩斯模型与交错合同,以及教育、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等。他出版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Phelps等,1970)论文集,被学界称为“费尔普斯选集”,是当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费尔普斯领军破解了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的“凯恩斯理论”留下的两个未解问题:一是为何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二是“有效需求”的减少为何引发失业率的上升。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都试图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架起沟通桥梁。而70年代中的大部分时间,费尔普斯致力于如何从理论上证明,如果每个经济人都能够进行理性预期那么对均衡的偏离就只能是货币性的。他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的确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理性预期情况下对均衡的背离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失。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费尔普斯在解释凯恩斯难题的同时,还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费尔普斯提出的这个经济学模式,被称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的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而最关键的事实是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今天,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都是政策制定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费尔普斯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费尔普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多样而且卓越,很多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经常被引用,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把人的因素放入经济模式。费尔普斯的理论显示,未来的经济政策如何取决于人们今天的行为以及他们认为明天会发生什么。“我试图把人的因素重新放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估计其他经济参与者同一时间在做些什么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政府和个人必须没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况下做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经济到底是怎样在运作。”

费尔普斯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个赞誉并不过分,因为他的研究几乎涵盖了宏观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并且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深入的见解。卢卡斯承认正是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启发了他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

2.中国经济的密切关注者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维布尔就曾指出,费尔普斯的理论有助于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经济政策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费尔普斯恰恰提出了一种框架、一些基本原则,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来进行分析。”

“我对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很感兴趣,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一直致力于此,我希望常去研究一下中国的经济政策。”这是菲尔普斯在2005诺奖北京论坛演讲时的开场白。这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与中国可以说颇有渊源,他曾多次来华演讲,运用他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

他曾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指出了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政府追求经济繁荣和发展的迫切愿望,使得中国成为对外资有很大吸引力的地方。外资的持续增加,增加了中国经济体系内的投资活动,也对中国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影响。菲尔普斯说,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构性因素可以指中国从国外所获得的特殊投资机遇,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产生的活力或机制。中国为了适应激励不同层次商业人士的创新计划,并从中挑选出更有商业前景的创新计划,中国将需要发展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可以向这些有商业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帮助。美国有这样的新型金融机构,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金融机构。

一年后,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费尔普斯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他就中国经济特别谈了三个问题:结构性因素对就业与增长的影响、外国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的影响、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

今天看来,他的见解仍显示出这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

四、主要著作

1. Fiscal Neutrality Towar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ƽHill, 1965.

2.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W. W. Norton, 1970.

3. Inflation Policy and Unemployment Theory, New York: Norton,1972.

4.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Theory,1979: Volume 1.

5.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 New York:Academic Press.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1980 Theory: Volume 2.

6. Individual Forecasting and Aggregate Outco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 How to Restore Participation and SelfƽSupport to Free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注释】

[1]本部分主要根据《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陈晓刚,《金融博览》, 2006年第11期)以及http://nobelprize. 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6/phelpsƽautobio. html相关资料整理。

[2]根据《埃德蒙·费尔普斯理论贡献评述》(佟东:《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和《费尔普斯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谭旭东:《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整理。

[3]资料来源:李小林:《埃德蒙·费尔普斯学术思想评析》,《经济纵横》,2007年第1期。

[4]Phelps, E. S. et al.,1962,“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Reply(to I. F. Pear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