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乐观主义

1.已有文献对乐观内涵的阐述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乐观这一概念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学者们一直都未能清楚阐述乐观的内涵，更无法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近几十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大量文献对乐观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逐渐达成一致。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认为，Tiger（1979）最先对乐观进行了界定，提出乐观是个体期望事件给自己带来利益或愉悦感时所伴随的心境和态度。此后，一些文献提出，乐观是个体对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价值的主观判定（Leif＆Anne，2000），还有些文献指出乐观是对未来好结果的总体期望^[2]（Scheier，1986），Alan（2004）则认同了Seligman从归因理论出发对乐观的定义：乐观是个体对成功或失败进行归因时，表现出的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而将好事件归因于内部稳定的普遍原因的具有稳定倾向的解释风格。段海军和霍涌泉（2011）将乐观定义进行了分类，将乐观分为基于人格取向的乐观主义及基于解释风格取向的乐观主义，该文献认为Scheier（1986）对乐观的定义就是人格取向的乐观主义，即气质性乐观。对于气质性乐观的解释有四种模型：认为乐观和悲观是一个刻度尺的两个极端的单维模型（Scheier，1986）；认为气质性乐观是由积极的乐观和消极的悲观两个亚特质所组成的双因素模型（Marshall，1992）；综合单因素及双因素的等级模型（Roysamb＆Strype，2002）；包含与个体有直接关系好结果的预期的个人乐观、与个体没有直接关系好结果的预期的社会乐观及与个体先前行为经验无关的自我效能乐观三个方面的三因素模型（Schweizer，2001）。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乐观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是一种对未来发生事件的正向预期倾向（陈瑞和陈红，2006）。如果个体对事物抱有乐观，则他对未来发生的事件会有正向的预期，这种态度可以泛化到个体认知及行为的方方面面（谢晓非，2001）。因此，管理者乐观就是企业管理者对未来正面结果或者状态的预期。

2.对乐观内涵的进一步探讨

由于乐观是个体对未来发生事件的正向预期，要进一步探讨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内涵，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预期的内涵。

在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中，预期即预先期待的意思。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都认为预期对主体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人们的行为都是以预期为前提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冯特创立心理学以来，心理学就沿着以研究“意识”本身（如情感等）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及以研究“意动”（即意识的功用）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两条脉络发展，但无论是哪条脉络，心理学研究都最终与人的行为相联系。20世纪60年代后，主流心理学从以“潜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精神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Freud，1895）及以“刺激—反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行为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Waston，1913）发展成为当前作为心理学主流的认知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Miller，1956）。该学派在糅合各个心理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对心理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刺激而采取行动，即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预期而采取行动，而预期作为认知的结果，其形成过程也就是心理认知形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涵盖了心理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一观点集心理学各主要流派的观点为一体，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观点。

在心理学的领域，预期与行为的关系往往是研究的终点，从本质上讲，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对预期与行为关系本身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学的命题，研究成果最终会形成一个心理学的结论，或者说成为研究的终点；而在经济学的领域，预期往往是研究的起点，或者说，往往是研究的基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期这一命题是连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一个关键点（王君柏，2012）。

经济学的发展中很早就融入了预期这一概念，如Marshall（1890）提出的均衡利息论，Wicksell（1898）提出的累积过程论，Fisher（1896）提出的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Frisch＆Tinbergen（1930）提出的蛛网理论，Myrdal（1933）提出的“事前”与“事后”分析概念等早早地就包含了预期的概念，而Keynes （1936）更是将预期作为主导思想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此后，随着Keynes理论被不断地发展与修正，预期概念在经济理论上也得到不断发展，如Hicks（1939）提出的不确定预期与预期弹性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为解释Keynes理论无法解释的“滞胀”问题，预期的功能被再次强化，出现了基于货币中性与货币非中性、自然率、理性预期三大假说的理性预期学派。通过对以上理论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预期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理论构建的假设与起点，经济学总是在一定预期假设的基础上研究主体行为，或者说预期对主体行为有直接的影响^[3]。学者们对预期的定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结论，如申海波（2000）提出，预期是经济主体的基本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测；江世银（2008）在其著作　《预期理论史考察》（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中提出，预期是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行动决策之前，对未来经济形势与重要经济变量变化趋势的主观判断和估计，他认为预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普遍影响着人类行为。江世银（2012）进一步指出，从形成过程来看，预期是客观条件与主观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预期自身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已形成的预期也会通过影响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反作用于经济环境。

通过以上文献，本书认为，由于预期作为一个复杂的、不断进化的心理认知过程的结果，很难进行直接考察，但由于预期对主体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主体决策来判断主体的最终预期。综上所述，本书进一步指出，管理者乐观是企业管理者对未来正面结果或者状态的预期，并通过相关决策反映。

3.乐观偏差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关系

大量文献都指出，人们普遍倾向于积极看待未来，认为自己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Tiger，1979；Weinstein，1980；Markus＆Nurius，1986；Newby＆Ross，2003；Robinson＆Ryff，1999；Schacter＆Addis，2007；Sharot et al．，2007）。但实际上，根据统计学原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人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不可能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个体的乐观判断往往是有偏差的，也就是所谓的乐观偏差现象（Weinstein，1980）。陈瑞君（2013）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乐观偏差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并对个体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乐观偏差能使得个体保持相对高水平的自尊、减少焦虑，同时能激发个体更大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去获得成功（Klein＆Cynthia，2002；Coelho，2009）；从消极方面来看，乐观偏差会导致人们偏好于风险行为或降低人们?取有效措施来控制风险的动力（Seaward＆Kemp，2000；Hablemitoglu＆Yildirim，2008；Coelho，2009）。

Heaton（2002）、Campbell et al．（2011）、花贵如（2011）将管理者的这种乐观偏差定义为管理者乐观主义。由此可见，所谓管理者乐观主义，即是指由于乐观偏差的普遍存在，导致管理者在评估外部事件对自身的影响时，容易得出“优于平均”的结果的一种倾向。管理者乐观主义本质上是管理者预期所具有的普遍正向偏差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直觉上讲，由于银行的特殊性，不仅银行管理者的乐观主义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其他企业管理者的乐观主义也可能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研究的管理者乐观主义，特指银行管理者的乐观主义，而并未考虑其他企业管理者的乐观主义^[4]。

4.管理者乐观主义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区别

许多文献将过度自信与乐观主义两个概念混淆，为厘清本书的逻辑，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本书认为，过度自信最初定义的过窄与自信内涵的过宽，导致后期学者对过度自信内涵的过度扩展，是导致大量文献将乐观主义与过度自信概念混淆的主要原因。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过度自信是与校准及概率判断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被广泛运用于相关心理学研究中。所谓校准，是指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的吻合程度（Slovic et al．，1977；Klayman et al．，1999；Koehler＆Harvey，2004），过度自信作为一种校准偏离，原本用于反映人们设置了过窄的置信区间或错误估计概率，导致人们判定自己结论正确的主观概率超过了客观概率的情况，即过度自信是指个体对自己信息精确度的高估。这一定义不仅在心理学得到广泛认可，在金融领域也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Kahneman et al．，1979；Kyle＆wang，1997；Goel＆Thakor，2008；Gervais et al．，2011）。一些文献还对过度自信与乐观偏差的关系进行论述，指出人们的自信常常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人们经常是过度自信的（Kahneman et al．，1982；Blanton et al．，2001），而过度自信的个体更容易在风险判断时产生乐观偏差。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与过度自信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自信的内涵却非常广泛。心理学上讲，自信是指个体对自己的个性心理及社会角色的积极评价，表明了个体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自己有能力、重要和有价值。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过度自信的内涵逐渐向自信的内涵靠拢，进而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主要包括个体过高估计自身能力（Miller et al．，1975；Roger et al．，1994）与控制能力（Langer，1975；Taylor＆Brown，1988）等。一些文献从情感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过度自信源于自我归因偏差，即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身技能与能力，而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及其他不可控因素（Bem，1965；Odean，1998；Larwood＆Whittaker，1977）。而这一归因与导致乐观偏差的“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而将好事件归因为内部稳定的普遍原因的具有稳定倾向的解释风格”就极为相似，只是Alan（2004）对乐观的归因更为抽象一些而已。

当过度自信的内涵被Larrick（2007）等学者进一步扩展，其所代表的个体对信息精确度、自身能力及控制能力方面的过高估计被认为是优于平均水平之时，过度自信这一个概念就与乐观偏差概念有了非常显著的交叉，因为乐观偏差反映的就是个体认为自身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是乐观偏差的核心特征。过度自信原本强调的个体对信息精确度、自身能力及控制能力方面的过高估计，并非一定是“优于平均”的，而只是高于其实际水平而已。因此，本书认为，Larrick（2007）等学者对过度自信内涵的扩展其实已经与过度自信的原本内涵脱节，将“优于平均”纳入过度自信的范畴，其实是过度自信概念被过度扩展后的结果。

当过度自信的概念被过度扩展后，一些文献将乐观偏差纳入到过度自信的范畴中，认为乐观偏差是过度自信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观点，如David et al．（2012）等。实际上，从过度自信内涵的发展来看，这一个概念更多的是偏重于强调个体信息的精确度，即使是在能力、重要和有价值的评估方面，也应该更多的是在强调高于自己的实际水平，而非优于平均。实际上，这一信息或判断可能认为个体“优于平均”，也可能认为个体“劣于平均”，这与乐观偏差所强调的“优于平均”还是有显著差异的。

在未认识到过度自信与乐观主义的差异情况下，不少文献将过度自信与乐观偏差完全等价。比如，Malmendier＆Tate（2005，2008）的研究是经济学中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最为经典的文献之一，然而该文献中所定义的过度自信却是基于“优于平均水平”这一概念的^[5]。本书认为，由于Malmendier＆Tate的逻辑是基于“优于平均水平”这一概念的，其研究的主题使用与乐观偏差紧密联系的管理者乐观主义这一概念可能更为合适，其他类似文献，如Campbell et al．（2011）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Malmendier＆Tate（2005）在文中的备注中也承认，其所研究的过度自信其实某些时候更接近于乐观偏差^[6]。这些文献使用过度自信而非乐观主义，并非是想探讨与校准密切相关的过度自信，而是想探讨与优于平均密切相关的乐观主义。这些文献之所以选择使用过度自信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强调个体那些优于平均的判断是由“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身技能与能力，而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及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归因导致的。如Malmendier＆Tate（2005）明确指出，只是出于区分个体对未来结果的正向预期是应该归因于个体对自身能力评价偏差还是对所处环境评价偏差，该文献使用了过度自信这一概念，以强调对未来结果的正向预期应该归因于个体对自身能力评价的偏差。但是，实际上，从归因理论来看，乐观主义也表现为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而将好事件归因为内部稳定的普遍原因，因此Malmendier ＆Tate的这一选择值得商榷。而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可能是文献对乐观的归因解释过于抽象的缘故^[7]。

从乐观偏差角度来看，根据相关文献，影响乐观偏差的因素主要有事件特征（Price et al．，2002；Harris et al．，2008；Hablemitoglu＆Yildirim，2008；Krizan ＆Windschitl，2009）、个体特征（Chambers et al．，2003；Lench＆Ditto，2008）、比较对象的类型（Shepperd et al．，2002；Liviatan et al．，2008；Harris＆Hahn，2011）、文化因素（Rose et al．，2008；Gaertner et al．，2008）。其中个体特征就包括个体的人格因素，如自信等，且过度自信的个体在进行风险判断时更容易产生乐观偏差（Coelho，2009；Camerer＆Lovallo，1999；陈瑞君，2012）。由此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是个体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管理者乐观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乐观主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管理者过度自信主要指个体对自身能力和知识的过度信任，高估判断的精度与正确性，这是一种个体特质，不容易改变，而管理者乐观主义是指个体在估测未来时的无条件正向偏误，它不仅是管理者的个体特质，也是时变的（Nofsinger，2005；Hackbarth，2009）；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统一关系。从归因上看，管理者乐观主义与过度自信都源于类似的解释风格。随着过度自信内涵的不断扩展，这两个概念之间才有了明显的交叉。因此，本书认为，当个体高估判断的精度与正确性时，我们应该更多地认为个体存在过度自信；而当个体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时，我们应该更多地认为个体存在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