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管理者乐观主义

乐观主义是管理者的固有特质，但其程度会随着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呈现出乐观与悲观两个方面，即管理者乐观主义整体上呈现出时变性的特征（Nofsinger，2005；Puri＆Robinson，2007）。货币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因而必然也能影响到银行管理者的乐观水平。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对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产生影响。

第一，从严重性角度分析。其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预期，进而影响管理者的乐观水平。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滞胀”的出现，各国学者都对政府依照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思想进行宏观调控提出质疑，最终导致理性预期学派得到充分发展，各国央行开始关注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透明性和可靠性。Blinder et al.（2008）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通过公告效应就可以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13）根据Shiller et al.（1983）提出的远期利率与未来即期利率间的平价关系，推算出市场未来的7天利率预期，进而分析了央行利率与7天市场即期利率及预期利率间的关系，认为我国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已能有效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和利率预期。因此，当央行推行扩张（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市场即期利率及预期利率都会随之调整，最终使得货币政策与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二，扩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利率水平降低（提高），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也随之不断改善（恶化）（Bernanke et al，1996），同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规模也不断增加（减少）（Adrian＆Shin，2009）。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这些变化都会改变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容忍度，即会改变银行管理者的乐观水平，最终使得货币政策与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第二，从可控性角度来看，货币政策能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到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受货币主义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如我国的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存款准备金及公开市场业务等使得货币供应量及新增信贷等中介目标达到预期水平（张晓慧，2009）。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增加，市场上流动性充足，银行流动性管理空间较大。以中长期流动性风险监控为例，根据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可用的稳定资金能完全覆盖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而银行可用的稳定资金（ASF）类中大于一年的有担保和无担保借款及负债总额、小于一年的稳定及稳定性较差的零售及中小企业存款、小于一年的无担保的批发资金和非金融企业客户存款等，其规模都有可能随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扩张性货币政策条件下，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增加，银行会觉得对风险的控制程度变高，进而呈现出更高的乐观主义水平。

第三，从比较对象的类型角度来分析。其一，无论是哪种货币政策工具，都能反映政府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考虑到我国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政策对经济各主体的影响更为明显。以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例，其是央行针对某些特殊的经济领域或特殊用途的信贷而采用的信用调节工具，主要包括信用控制、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它是在央行通过市场机制无法达到自身目的时，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或凭借自身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银行的贷款行为进行调控的一种手段。由于央行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所干预的经济领域，如消费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多与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国家所掌握的信息可能更为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有限理性的银行管理者可能更多地选择认可而不是否认政府货币政策所传达的信息，同时银行管理者必须考虑到相关资产配置可能面临的国家政策风险，因而银行管理者的乐观水平往往与这些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所释放的信息正相关。特别是当一国市场机制不够完善，银行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政府调控还主要以计划为手段的情况下，选择性货币政策与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程度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其二，货币政策会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导致不同银行管理者的认知趋同。如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业的竞争往往会日益激烈，出于竞争的需要，银行可能会选择降低借贷标准，提高风险容忍度。在我国银行业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下（叶欣等，2001），由于竞争效应（Rajan，2005）及保险效应（Borio＆Zhu，2008）的共同作用，根据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不同银行的有限理性管理者之间很容易出现认知趋同的情况，最终就有可能引发银行管理者的盲目乐观，使货币政策与管理者乐观主义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书提出研究假设5－2：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导致管理者乐观主义水平提升，而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导致管理者乐观主义水平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