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产捕捞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水产品营养价值高，是人类蛋白和必需营养素的重要来源。人类的水产品食用量和对这一行业的依赖程度从未像现在这样高。渔业不仅保障健康，同时也创造财富。水产部门就业增长高于世界人口增长，并为数以千万计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亿万人口的生计提供支持。过去50年，食用水产品的供应量年均增长3.2%，超过1.6%的世界人口增长率。世界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1970年的9.9千克增长到2012年的19.2千克。

捕捞曾是人类获取水产品的主要方式。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渔业捕捞能力过度增长，造成全球渔业资源急剧衰退。为了挽救日益枯竭的渔业资源，“可持续渔业”、“负责任渔业”等发展理念逐渐被提出，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渔业资源限额捕捞措施，加强对无序、无度的捕捞行为的管理和控制。在这些措施之下，近十几年里世界捕捞业摆脱了疯狂增长的局面，年产量总体趋于稳定，部分年份甚至有小幅下降；同时，部分被过度捕捞的品种也有所恢复。但总体来看，全球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据评估，全球在生物学可持续水平内捕捞的评估海洋鱼类种群比率从1974年的90%下降到了2011年71.2%，在2011年评估的种群中，完全开发的种群占61.3%，低度开发的种群为9.9%，估计有28.8%的鱼类种群处于生物学不可持续的水平开发。

在中国，形势同样严峻。中国是世界捕鱼大国，产量已经连续17年居世界第一位。但是，由于捕捞过度、围填海、海洋排污等行为严重破坏沿海渔场，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也出现严重衰退，部分海域甚至成为无鱼可捕的“荒漠化”海域。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称，渤黄海有记录生物物种300种，东海760种，南海1000多种，然而1997～2000年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渤黄海生物仅剩180种，东海也只有620种，海洋生物物种的种类分别减少40%和30%；一些重要经济鱼类，如中国传统优质捕捞品种带鱼，其产量2004年曾达到140.3万吨，2011年已下降到111.8万吨；大黄鱼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高产量后，进入80年代产量骤减，到2010年产量已由峰值的19.7万吨下降到6.3万吨，幼鱼资源和营养层级与经济价值低的劣质鱼种成为维持中国目前捕捞量的主要品种，中国水产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面临严重挑战。

为了贯彻执行国际渔业协定，保护日益枯竭的渔业资源，中国政府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捕捞管理，降低捕捞强度，包括施行捕捞许可和渔船登记管理制度、禁渔期禁渔区制度、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推动渔民转产转业，开展资源增殖放流等。捕捞许可和渔船登记管理制度的实施，极大规范了渔业捕捞秩序，打击了非法捕捞行为；海洋伏季休渔已覆盖四个海区，长江禁渔范围已扩大到云南省德钦县以下长江干流和一些主要通江支流，及鄱阳湖区、洞庭湖区，每年为日益枯竭的渔业资源赢得了宝贵的恢复期；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自2003年实施至今大幅压缩了中国捕捞渔船数量和总功率数。这些措施的内容和着力点虽然不同，但宗旨都是为了降低中国海洋捕捞强度、养护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也确实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使中国海洋捕捞产量已经连续多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但是，总体来看，目前中国海洋捕捞能力仍然过大，渔业资源衰退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扭转，因此，上述措施仍有长期推行下去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中国水产捕捞业特别是海洋捕捞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呈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这对中国渔业产业和一直以来与捕捞业唇齿相依的渔港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渔港是渔业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捕捞经济时代，渔港作为渔获的登陆点和渔船的后勤补给基地，不仅便利了渔获的流通，推动了渔业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汇聚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成为中国广大渔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是，随着捕捞业的萎缩，中国渔业产业亟须探寻新的增长空间，作为中国重要渔业基础设施的广大渔港也迫切需要寻找生存发展的新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