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叶梅，林琳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是开放性，大学需要敞开胸怀与企业家、投资方、创业者等多方合作，唯其如此，方能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也唯其如此，创新创业才能在中国生长出内生力量，真正形成气候，实现大繁荣。”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探索始于20世纪末，至今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但成效与美好愿景相比差距甚远。今天，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倡导之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迅速成为一个热词，高校因此站在了再出发的新起点。如何营造支撑创新创业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高校、学生、企业和社会各方在此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分别是什么？又该如何发挥各自作用？这些都是中国高校迫切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
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的清华大学，近年来从师资和课程、学业评价、校企合作等多个维度对创新创业教育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邀请著名企业进校授课、变百分制为等级制、聘请商界和投资界专家为创业团队提供实战辅导……而更具颠覆性的更多举措正在谋篇布局之中。“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是开放性，需要敞开胸怀与企业家、投资方、创业者等多方合作，唯其如此，方能营造一个充满活力、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也唯其如此，创新创业才能在中国生长出内生力量，真正形成气候，实现大繁荣。”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接受《麦肯锡季刊》访谈时说。
谈清华：四项改革破解育才难题
《麦肯锡季刊》：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当前的政策利好为大学打开了怎样的机遇窗口？
杨斌：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体是由市场主导的，一旦课程与市场脱节，就鲜有学生申请。而中国多年来由国家大包大揽的教育体制，使得大学一直与市场压力相绝缘，因而不存在外部压力倒逼。在学位崇拜的风气之下，读博士不是为了钻研学问，读硕士不是寻求技能组合，高校缺乏内在的自省动力。
2015年5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总体目标和时间表得以明确，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深化高校改革的突破口，这个定位是使命导向的。但是创新创业同时也是基于需求驱动的，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创新教育生态系统的建设非常关键，学校、企业界、投资者、科研专家等等各方都应该是整个系统的参与者。
《麦肯锡季刊》： 在此生态系统之中，各方的定位是什么？如何破解大学培养不出创新创业人才的难题？
杨斌：首先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谁是教育学生创新创业的人？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教师，也非党团系统的指导员，他们是辅导学生职涯成长的教练、顾问和导师，来自退休的商界前辈、校友和持有某个领域证书的专业人士，我们用“教师+”来指代这些广义概念的教师。清华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筑学院 、商学院、经管学院超过一半的课程要由“教师+”来授课。
现在的机遇非常好，20世纪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陆续到了退休年龄，我们有一个“银发计划”，就是希望抓住这一机遇，延聘这些创业前辈来清华大学授课。另外，一大批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互联网创业家，同时也是投资人，他们非常适合到高校做育人与投资相结合的事。我觉得生态系统只有共赢才能形成自转和正循环。
与“教师+”相呼应的，我们也提出了“课程+”，鼓励学生在传统的课堂学习之外，从事课外实践。我认为基于体验的非课程学分将会越来越重要。但是非课程必须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考核的，比如学生为X-Lab某个项目工作，经考核后可以拿到2个学分。“课程+”对于企业来说，同样大有用武之地。企业可以选择一些项目进校园，不是给教师作横向课题，而是给学生的商业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选派技术专家指导学生。最后，学生通过完成项目获得了学分，企业也能享受研发成果。“课程+”同样为生态系统带来了双赢。
《麦肯锡季刊》：现在提出了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政策善意？
杨斌：我特别反感过度渲染和片面强调休学创业，应当引入间隔年（gap year/gap years），帮助学生开阔视野、积累经验、成熟心智，找到自己的志趣点。因为这些特质目前是校园里无法带给学生的。只有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才能培养出复合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提出建立灵活学制，需要用足政策空间，需要的是全局性制度改革，而不是在休学创业这个环节大做文章。
我认为高校需要在传统的校门到校门(door to door)学制中间设计几个大的间隔年。比如说现在本硕连读比例太高，一定要用“重拳”大幅降低。清华大学要把八成左右的深造比例降至四成左右，力推学生参加“间隔年”。
《麦肯锡季刊》：清华大学日前宣布以等级制取代百分制，成为中国第一所不再用分数评定学生的高等学府。这背后的动因和考量是什么？
杨斌：这是一个重大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以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评价学生优异与否，而依赖精细的定量评价是创新创业的最大障碍，因为创新创业就是要拥抱不确定性、拥抱模糊、拥抱混沌。实施等级制在本质上就是把原先清晰的定量的部分模糊化，让定性的部分得到足够的重视。
改革现有学业评价体系凸显了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学生则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现在他必须对自己的项目或者课题负责。我们希望培养能力多样的学生，好学生不一定是分数最高的学霸，但他一定是一个有丰富故事的人。
谈企业：深度参与，早期发现，建立联结
《麦肯锡季刊》：商业实践丰富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之中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的短板。请您谈谈清华大学在这一方面的探索。
杨斌：我们希望企业参与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而不是像过往那样，一提到与高校合作，不外乎就是出钱设立一个研究院做研发。清华目前推的全校友课程和产业课程，旨在邀请著名企业进校授课，深入教育实践。2014年9月，阿里巴巴为清华开设了研究生公共课程《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由阿里巴巴的技术专家以讲座形式开课。我们也邀请了投资协会、房地产协会的清华校友进校授课。这两类课程接地气，实用、服务于实践，很受学生欢迎。
在欧美国家，社会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在本业、家庭之外，非常乐意到高校扮演第三种社会角色。在这方面，中国还远未成气候。清华做了不少尝试，比如经管学院3年前与麦肯锡联合开设全球领导力课程，邀请全球顶尖跨国公司领导者担任授课嘉宾。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些在全球商界深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对教育的至诚热情。
《麦肯锡季刊》：除了开设课程，您认为企业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与大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杨斌：对于思考发展的问题，着眼于长远战略的企业来说，需要顺势而为，思考怎样增加有效的社会联结，做到深度参与，早期发现。现在存在的普遍现象是，校园科研实验室有能力，但却不知如何派上用场，也就是说没有需求表达。如果企业尽早介入，实验室就可以避免纸上变兵，其研发也就更有针对性。清华开的“实验室科研探究课”深受欢迎，就是让EMBA学员到各个实验室去看看。
我的另一个设想是，企业可考虑设计驻校项目，把它作为智力风险投资，安排内部专家定期到清华的某个平台，比如X-lab听取学生的创意点子，给出专业建议。
谈优势挑战：创业文化匮乏是最大不足
《麦肯锡季刊》：最后请您谈谈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相比，中国大学的优势和挑战在哪里？
杨斌：如果中国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要实现跨越发展，需要认清以下三个挑战。首先，文化是最大的不足，我们的主流文化仍然不宽容失败，不鼓励冒险。人们仍然愿意褒奖创业成功者，不愿意为失败者喝彩。其次，大学长期由国家包办，市场敏感度太低，对学生的定量衡量容易扼杀掉创新萌芽。再次，目前的创新创业教育缺少扎实土壤，缺少实践经验丰富的创业前辈和创业教练。各地出现的所谓创业园、创业地产，往往是打着某所名校的名头，实则谋房地产增值。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优势所在。一，中国大学分层较明显，顶尖学府的学生以学校的品牌为背书，更容易获得校友和社会资本的支持。二，资本“不差钱”对创新创业是好时机，因为冒险的机会成本不会太大。而且也为创业失败提供了缓冲，让学生更敢于一次次试错。三，在移动互联网、大健康、互联网金融等新型服务业等领域，中国与世界领先水平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为创新创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王平为麦肯锡全球董事，常驻香港分公司；
叶梅为麦肯锡高级外部顾问；
林琳为《麦肯锡季刊》执行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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