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
莫言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蛙》即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42]。但莫言的作品同时语言新颖大胆，作品激情洋溢，想象新奇诡异，以一种近乎怪诞的风格表现深刻的主题，以此被称作“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的作品一方面可以全面展现了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学的特色，重点旨在恢复文学的民族性。如他在20多年的创作中多次肯定“故乡”对于作家的意义，并始终以农村生活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难。”莫言认为，故乡情结、故乡记忆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库。虽然他没有接受多少学校教育，但亲近泥土的乡间生活却培养了他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了他的历史观、道德观，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给予了他创作时的无限灵感和激情。比如说读者可以在《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中国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宗教情怀，这使它们有了一种摒弃世俗的人文关怀。
从莫言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文学作品要想在世界上树立一个优秀的文学品牌，自身要做到“中西结合，以中为主”的兼顾性。何为兼顾性？笔者认为一部好的中国作品首先不能丢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毕竟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奖而生。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他的笔下必然出现的是这个国家最真实、最值得去感悟的东西，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与他都是相连的。另一方面，中国作品又该如何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得到世界读者的青睐呢？在当今全球化进程愈加迅猛的时代，中国作品是否也应当保持与时俱进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作家应摒弃意识形态的约束，将思想解放出来，多阅读其他国家作家的作品，以平等的态度多加交流，塑造一个完备的普世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样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品牌在世界立足有着极大的主观推动作用。
在中国文学品牌走向世界的传播媒介问题上，我们应该将作品的翻译问题摆在一个关键位置上，因为这在将中国文学传递给国外读者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纽带的作用，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正确、优秀的文化品牌，弘扬中国文化和传统。如据美国史密斯学院副教授、汉学家桑禀华介绍，2004年，中国共购买了美国出版的3 932本书，但美国出版机构只购买了16本中文书。2009年，美国共翻译出版了348本文学新书，真正译自中文的文学作品只有7部。中美图书交易的严重失衡，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译介的数量之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因为中国文学要真正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在英语世界、特别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殊为重要[43]。因此我们应更加注重本土作品外译，尤其是英译的作用，加大对翻译出版业的投资，吸收更多有志向、有能力的翻译人才，同时不可忽视外国翻译家的重要作用，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在翻译时遇到的困难，并鼓励他们专心从事中国作品的翻译，助推中国文学品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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