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变化对上海城市功能的影响与要求

1.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变化对上海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要求

新型城镇化进入成熟阶段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逐步减弱，可以预计未来人口城镇化对经济的增长拉动作用将进一步下降。未来新型城镇化对上海的增长拉动作用将体现于非实物产品类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人才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智库服务、商务洽谈、平台交易等领域。这些非实物产品和服务需求的附加值更高，与上海率先创新发展以及经济高度服务化的趋势相吻合。上海可为其他城市提供融资服务和各类平台交易服务。未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对上海的平台综合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趋势源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大格局。显然，这种趋势也对上海的城市功能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必须尽快实现产品的高附加值化和经济的高度服务化，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多的服务型产品和综合平台服务；二是尽快成为顶级全球城市，具备配置全球要素资源的能力，成为全球金融、经济、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提供广阔的交易平台，成为中国其他城市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门户和窗口；三是保持高度开放、包容的城市特征和全球视野，创新引领中国城市的发展。

2.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变化对上海的影响与要求

（1）公司价值链空间分布的分散化：总部管理与生产制造的空间分离变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垂直分散化或地理分割的特征愈发明显。这种地理分割的特征不仅仅发生于跨国公司中，也越来越多地发生于国内的大型企业中。为了使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公司把其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分支机构根据其各自特点选择在不同的区位，从而尽享不同区位与特定价值链环节相匹配的各地的比较优势。公司价值链空间分布的分散化，使得其总部管理、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与其生产制造环节发生空间上的分离。价值链高端机构的区位选择更倾向于能级高的城市，而生产制造则定位于土地、劳动力、商务成本较低的城市或城镇。价值链的地域功能分工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微观理论基础，是城市总部经济的管理控制功能得以发挥的微观理论机制。顺应公司价值链空间分布分散化的变化趋势，上海应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完善上海的价值链功能分工，要集聚国内外大企业和地区总部，积极引入国内外企业的研发设计、营运、物流、分拨、销售、采购、结算等中心，发挥企业网络的管理控制功能。

（2）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协同效应到空间分离的变化趋势。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由于制造业集聚产生较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从而会使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产生了两者的协同效应，即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互相推动影响，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在城市空间中的重合并存。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受城市的知识密集度、城市的信息技术水平、城市经济规模和城市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规模等因素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与交通枢纽的发展，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距离成本大幅下降，从而扩大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范围半径，最终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从协同效应阶段演变为空间上两者的分离。这一变化趋势与城市的发展能级相一致，将会进一步提升相应集聚城市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它不仅仅满足自身城市的服务需求，更多地是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其他城市、区域提供生产性服务，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高集聚与外围或其他区域的制造业集聚形成相对应的产业集聚分工的区域格局。上海应该加快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尤其是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

（3）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格局：产业空间转移的变化趋势。

后工业化阶段，发达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具有强烈的向大城市集中倾向，这推高了大城市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制造业为避开大城市中心城区高地价和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向大城市的郊区或大城市的外围中小城市布局，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将向生产要素价格低的外围地区转移，一些劳动力投入较大的产品生产环节也将在大城市的外围地区布局，可能导致一些小城镇升格为城市、小城市增大为中等城市。发达地区的城市密集区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必然将一些占地面积大、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出去，为现代服务业发展腾出空间。

（4）高端要素、市场驱动、软实力及科学规划释放新动力。

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将更加注重人才、创新、科技、管理、信息化、集成和人工智能等新要素。城市作为各类要素的综合集聚体，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类要素不断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城镇化是市场的结果之一。城市文化、生态居住环境、城市精神、归属感、幸福感、社会和谐、法治及投资环境等软实力将成为区域和城市竞争力越来越重要的体现。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将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这些新的驱动力将会对上海的城市功能和经济增长动力产生影响。上海需要提高汇聚高端要素的能力，如国际专业人才和科技及行业领军人才，高端制造业、大数据云集成、航天科工技术等高端技术。在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上引领中国城市的发展，增强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文化，特别是要营造城市文明中的艺术气质和人文关怀。未来上海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将因此而改变，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和服务经济将成为未来上海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变化对上海的产业结构、市场、文化、制度、规划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也将为上海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具体来说，新动力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理念创新、知识创新加工和高度服务化的经济结构。

3.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上海人口承载力的影响与要求

未来3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其他地区与上海的城镇化率差距将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大大提高其他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其他地区对劳动人口的吸引力增加，部分在上海就业的人口将选择回户籍所在地就业或者其他较发达的地区就业。由于上海将率先实现产业升级，产业高度服务化，经济结构偏向于高附加值的产业，如高端的科技创新、新媒体、咨询、文化艺术、创意园区、金融服务、信息资讯等行业，对低端服务业的劳动者和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将降低。

上海经济结构高度服务化的趋势将决定就业人口的人才高端化趋势。随着上海“四个中心”、科创中心以及全球城市的确立，上海将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各类高端人才的同时，继续汇聚国内最优秀的人力资本。因此，各类高端人才的汇聚对上海公共服务资源的要求将更高，上海需要建立全球一流的、高效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以满足本地居民和各类高端人才的工作、生活需求。如随着外籍人才的大量进入，上海需要为外籍人才的家庭提供多样化和国际化的教育、医疗、社保服务。届时，上海中心城区会高密度商业化，中心城区经济产出呈现高密度，中心城区的人口和经济承载力需要同步提高。此外，随着产业功能布局的改变，郊区新城将承担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中心城区人口不断地向郊区扩散，要求上海郊区新城具有更高的人口承载力，为此郊区新城必须实现公共服务综合配套的同步。

4.新型城镇化的结构转型对上海的影响与要求

（1）从消费结构变化看。

未来上海本地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等支出占比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预计2050年上海城镇居民家庭在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分别为12.5%、20%和30%。未来上海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将继续由生存型消费走向享乐型和提高型消费，消费更加偏向精神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领域，交通和通信支出的增加也表明居民在未来将更加注重社会交往、工作、旅游、聚会交流等领域。同时，上海的人口结构将走向深度老龄化，与老年人相关的家庭护理、保健医疗、养老机构等需求旺盛。显然，从本地需求看，上海未来应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娱乐、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养老护理等产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2）从内部产业结构来看。

全国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略上升，且到2050年，第三产业占比将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上海所属的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长三角地区也有相同的趋势，且到2040年，长江经济带的第三产业占比将超过第二产业占比，而沿海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的第三产业占比远高于第二产业。同时，上海的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远高于其他区域，且第二产业占比下降速度、第三产业增加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其他区域及全国产业结构变化与上海具有较好的互补性，这种变化趋势将十分有利于促进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第二产业的转移。显然，其他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上海城市功能提升的重要机遇，同时也是外部压力，上海应加快产业调整，将部分功能转移出去，发展和强化优势功能。将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只保留总部、设计、市场等部门，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总部经济。这既有利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也有利于上海自身的产业内部优化，强化核心功能。

（3）从上海发展成本的内在要求看。

高集聚的经济伴随而来的是各类发展成本的增加，如土地价格、商务楼宇租赁成本、人力资本、减排成本等等。发展成本的上升客观上迫使那些低附加值、高污染排放、投入产出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出上海，这些产业将向发展成本相对较低的周边地区、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实现盈利空间。未来上海需要保留各类现代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通讯网络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或者只保留原先企业的总部、研发、市场等部分，以及传统产业当中附加值较高的部分。未来上海发展成本的上升会迫使上海的城市功能转型，凸显上海在产业上走向高度服务化，走向产业价值链的最高价值区间，市场也将更加国际化，迫使上海在国际市场、国际城市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提升集聚和吸引国际高端要素及产业配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