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新型新型城镇化变化趋势，以功能优化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承载力

未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进入成熟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将走向创新驱动，微观层面上企业也将在空间上重新配置企业价值链，中观层面上的工业和服务业也将发生空间分离。这些新型城镇化的变化趋势将会对上海的城市功能产生影响，新的城市功能转变也将对应着不同的资源环境、能源、社会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上海可积极利用新型城镇化变化趋势下城市功能的转变来大力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1）依托中国新型城镇化成熟阶段结构转型的变化趋势，提升上海的优质生活性服务业功能，增强社会公共服务承载力。

按照美国城市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轨迹“S”型曲线规律，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未来的城镇化水平、质量和城镇体系将发生变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城镇规模和体系结构。本研究基于中国66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1999—2012年的市辖区人口数据，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和二次指数平滑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特征、城镇规模和体系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203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49%并进入成熟阶段，当前到2031年，城镇化率仍然每年约增加1个百分点，进入成熟阶段后的2031—2050年，城镇化率每年约增加0.8个百分点，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84.96%。中国城市数量和人口将继续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大城市（100万—500万人口）、特大城市（500万—1000万人口）、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人口）的数量和人口不断膨胀，2050年，分别占中国城市总数量的37.8%（250座）、4.1%（27座）和1.7%（11座超大城市为上海、北京、重庆、天津、哈尔滨、南京、郑州、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合计占43.6%；人口分别占中国城市总人口的43.7%、16.9%和18.6%，合计占79.2%。同时，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却出现不断萎缩的趋势。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入成熟阶段后，将大大提升我国城市发展的质量，体现出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理念，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信息化程度、公共服务水平、环境治理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2050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之比预测为3.5∶35.3∶61.2，恩格尔系数将下降为0.205，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到33.5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36.9平方米。2050年，上海的城镇化率水平将达到98.44%。上海的第三产业占比达69.66%，产业结构进入高度服务业化状态。从上海的消费结构来看，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预测在2050年分别接近12.5%、20%和30%，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和消费结构升级将会产生对优质生活性服务业的巨大消费需求，包括高端时尚消费、高雅文化艺术消费、高质量教育消费、优质医疗健身消费及周到的养老服务消费等等。顺应城市发展质量，提升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趋势，上海应大力发展优质生活性服务业。超大型城市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使得上海更有条件发挥这一功能，同时，优质生活性服务业功能也是上海成为全球精英人才高地、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关键因素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上海将在社会养老、教育、医疗、娱乐休闲、文化和高端私人服务等领域产生巨大的社会和市场需求。作为全球城市的上海，不仅需要打造全球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更需要一流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其中上海作为中国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一方面可为本地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的养老服务，保证他们基本的床位和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应大力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各类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立足本土，培育国际高端的养老服务产业链，如在养老企业化及创新运营模式、养老产品和服务设计、养老健康服务等方面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中国各城市甚至是亚太地区形成连锁网络化格局，创建中国乃至全球的养老产业中心。除此之外，上海应大力提升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在教育领域，积极拓展现有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技术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扶植教育产业化，进一步开展与海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合作，努力扩展海外教育市场，为上海本土及全球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在医疗服务上，继续加大医疗人才的国际化培养和国际化合作，优化城市内部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培育成为全球医疗服务中心，积极拓展相关产业链，形成医药开发、医疗器械制造、治疗和康复、医学科研、高端私人医疗服务等完整的产业服务体系，为本地、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提供最优质的公共医疗服务。作为全球城市的上海，娱乐休闲、文化和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也将成为新的产业价值增长点。随着未来上海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服务化，就业结构中高端人才比重不断增加，相应的娱乐休闲需要大大增加。上海的这种娱乐休闲需求同样来源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外部人口，因此，上海应继续发挥现有的商业体量、都市时尚潮流元素、商业创新开发经营模式、海派文化等优势，吸引本地和国内人口的消费。同时，在海外加大上海城市文化品牌的宣传，吸引海外人口来沪旅游、休假、商务消费，将上海打造成国际旅游休闲时尚之都。在文化方面，上海应继续发扬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引导现代文化的潮流。加大上海老街、石库门等老建筑以及上海老品牌的保护和开发，提高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增强开展与海外城市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民间艺术、青少年文化交流等活动，大力引入海外文化。积极创新健康的市民文化，加大社区文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市民文化服务和文明城市建设，营造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现代文明城市。总之，未来上海的城市功能将走向高度服务化，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而包括高端生活性服务业将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产业，养老、健康、休闲娱乐、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的高端化将直接有利于降低上海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且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和经济承载力，为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留下宝贵的物理发展空间。这些干净型的产业既有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和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也因其产业附加值较高，有利于扩大产出；既可降低经济发展对工业的依赖，同时还能扩大生产要素组合中劳动力的占比，提高产业和就业的承载力。

（2）依托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变化趋势，提升上海科技创新功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得益于人口、土地、生态与政策等各种红利的驱动力。未来30年，随着劳动力、土地、生态建设与环保成本的逐渐上升，以及政策扶持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均等化，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城市土地供给接近临界点，城市污染治理的力度和呼声越来越高，政策红利的优势也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渐弱化。中国的城镇化将会形成自我倒逼机制，创新驱动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未来城市的持续发展动力必将转向依靠人的创新能力，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城镇化发展将由投入型转向效率型，即生产过程趋向节能化和技术化，产业的附加值更高，管理方式更加高效。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之一，中国一度被称为“全球工厂”，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实现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工业和战略性工业为主导，以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形成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制造和创新型的中心城市。上海在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变化的过程中应起到引领的作用。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快步推进，进入城镇化的成熟期后，上海将实现全面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当今世界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以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化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是集生产、销售、流通、消费、居住、公共管理等为一体的空间，未来的城市发展过程对信息的集成、处理和应用要求将进一步提高，信息将成为现代城市经济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

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趋势，上海应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发挥科技、制度、理念、管理、组织创新等方面的创新优势，提升上海创新功能，确立国内科创中心地位，并创建全球科创中心。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优化城市创新环境。加强科技园区、孵化器等创新载体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和优化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创新基地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一批由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到2031年进入城镇化成熟阶段时将迎来全面现代化的加速阶段，这一期间要求基本完成各类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新一代通讯技术、互联网、云计算、航天等信息产业，促进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以信息化实现城市的智能化。上海的科教资源，如著名高校、科研机构、高端技术人才数量处于中国城市的前列，在科技专利的平台建设和技术孵化、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可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创新全民、全过程的创新氛围，构建完整的区域创新体系。未来若干年，上海应加大国际领军人才的引进计划，创新国际一流的科研、创新和管理团队，构建世界级的创新科研平台，力争获得世界顶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孵化产品。从经济发展的效率角度看，依托技术创新将大大降低经济社会运行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需求，运用更先进的技术将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产业体系，设计更加环保和节能的产品，实现节能、节水、节地，而创新管理则可提高经济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从而提升上海的城市综合承载力。

（3）依托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公司价值链空间分离的变化趋势，提升上海的管理控制功能，增强上海对外部区域的经济社会承载力。

企业价值链的空间结构变化也是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之一。未来30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垂直分散化或地理分割的特征将愈发明显。公司价值链的空间结构分离将进一步强化上海的总部经济并提升上海对外部区域的经济社会承载力，即提高上海承载外部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容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的总部管理、生产、设计、售后环节更加分散化，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的这种地理分割特征将会更加明显。为了使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公司将其价值链各环节的分支功能机构根据其特点选择不同的区位，从而尽享不同区位与特定价值环节相匹配的比较优势。公司价值链空间分布的分散化，使得其总部管理、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与其生产制造环节发生空间上的分离。价值链高端的机构将处于能级较高的城市，而生产制造则选择劳动力、土地、商务成本较低的城市或城镇，由此可实现企业价值链的空间结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大型企业的不断壮大，中国企业也将与跨国企业同时参与企业价值链的空间结构重构。城市作为企业的集聚地，企业价值链的空间重构将直接影响城市的功能和能级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和结构变化的直接微观动力。

依托城镇化发展中公司价值链空间分离的变化趋势，上海应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完善自己的价值链功能分工。要集聚国内外大企业和地区总部，积极引入国内外企业的研发设计、营运、物流、分拨、销售、采购、结算等中心，发挥企业网络的管理控制与指挥中心功能。城市的功能和要素配置能力与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密切相关，合理的城市外部和内部空间布局有利于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升。新型城镇化的低碳、环保、宜居、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上海在更大的区域战略层面上谋划城市功能。为了实现低碳和宜居的环保型可持续发展城市目标，实现对接全国城镇化、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空间布局优化趋势，上海需要具有更大的远见，具有不惧牺牲短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的勇气，适时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出去。如将大型钢铁、电力、石化等大型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或发展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以降低上海城市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为上海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产业高度服务化，腾出宝贵和有限的物理发展空间。从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定位看，上海未来一方面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充当标杆城市和引领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政策创新试验场，上海还理应具备全域视角和大无畏精神，引领长三角地区和全国城市的发展，同时，需要与长三角地区形成高度协同，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全球视角下优化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的空间布局和功能。

上海应将新型城镇化和区域格局变化中公司价值链的空间分离作为扩大区域辐射力和控制力的重要外部动力和机遇，未来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和中国的国家中心城市，将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具备要素、产业、功能的配置能力，从而优化外部的发展战略空间。未来公司价值链的空间分离要求上海的城市功能走向要素配置中心，上海本地的产业高度服务化将体现为调控外部区域的产业和功能配置，上海的总部经济将提高上海对外部区域的管控力，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有更多全球性、洲际跨国公司的设计等功能性中心落户上海，同时总部位于上海的国内企业总部或功能性总部（设计中心、市场营销中心等）数量也将更多。通过调整这些公司总部的产品生产设计和企业价值分工，将直接影响其位于国内和全球其他公司分支机构的生产、营销、售后等服务流程，最终将影响这些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产业结构、城市功能以至城市综合承载力。通过调整引领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以及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空间范围内综合配置要素、产业布局等，上海应争取主导新一轮的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提升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承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同时，积极主导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发展规划，提升上海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要素、产业配置能力。可与长江沿线城市开展广泛的合作，重点在能源、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领域与中西部沿江城市开展联合开发和运营，形成优势互补。未来上海将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提供综合交易平台以及资本和技术人才输出、产品设计、销售、物流等服务，发挥总部经济优势，提升上海对外和对内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从而优化上海外部和内部的功能分工，提高外部和内部的城市综合承载力。结合自身城市功能的转变，上海未来服务于整个长三角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功能将得到强化，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将不仅仅服务于本市，而且将更多地承载来自外部区域的经济社会活动。因此，未来应借助公司价值链的空间分离来提升上海对外部区域经济社会的承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