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趋势，以功能优化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承载力

伴随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的调整，区域经济重心的移动和增长态势、产业空间转移、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趋势、城市网络化、“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均将对上海的城市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同样也会对上海的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出新的要求。从外部来看，这些区域竞争和发展格局的变化将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地位确立的重要外部机遇，也是上海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外部动力。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广阔的国内经济腹地，上海应提前研判国内区域经济变化格局，并充分利用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提前谋划自身的资源环境、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就业的承载力。

（1）依托长三角城市群转向同城化新格局变化趋势，优化内部空间结构，疏散转移上海部分功能，提升上海的金融商务等高端功能，增强产业的就业承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力。

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市群经济现象，城市群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态，作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长三角城市群，未来将成为全球顶级城市群之一。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将继续发挥综合经济门户、中心市场和要素综合配置中心、连接全球经济的功能。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将继续走向高度同城化趋势。长三角城市群的同城化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产业布局同城化、交通网络同城化、通勤就业同城化、居住同城化等方面。这些同城化新格局将直接对上海的城市功能产生影响，并对上海的产业就业承载力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上海应把握好长三角城市群核心经济腹地的同城化趋势，优化内部空间结构，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疏散部分功能，提升上海的产业就业承载力。具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同城化趋势将会对上海的城市功能产生以下具体的影响，同时上海可根据这些具体的影响来提升相应的承载力。

首先，依托产业布局同城化，促进上海的总部经济、服务业集聚和高端化，提升高端服务业的承载力。

长三角城市群的同城化将有利于上海进一步集聚总部，提高各类要素集聚及市场的控制力。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要素流通越畅通，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的集聚功能则越强，特别是在产业的空间配置上具有影响力。未来伴随着产业布局的同城化效应，产业分工将是在价值链导向下的产业分工，一个产业将在空间上分成若干个价值区域，一个企业可将不同的部门和环节配置在不同的空间，各城市的产业分工和定位进一步细化，产业布局同城化使得跨国企业将不同的部门和价值链分布到符合比较优势的其他城市，上海将凸显其总部经济吸引力，汇聚跨国企业总部和国内企业总部。同时，上海也可通过其巨大的国际资本和产业吸引力，将更多的跨国项目分散或转移至可获得同城化效应的其他城市。由于同城化过程中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第三产业发展的外部和内部动力最大，经济将走向高度服务化，生产和制造环节及低端服务业将更多地向其他城市转移，其他城市剥离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则将进一步向上海集聚。因此，上海的服务业占比将继续增加，且服务业呈现出高端化。总之，产业同城化趋势要求上海集聚高端要素，吸引跨国企业、区域性和全球性研发中心，配置企业价值链，大力促进产业高度服务化，增强产业综合协调和配置能力，积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力量。

产业布局同城化将进一步强化上海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特别是上海的产业价值链不断延伸至高端服务业，以金融、商务、咨询等高端服务业汇聚全球顶尖的人才。这些高端服务业包含了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和智力，对传统的污染型、高耗能型产业形成了极大的替代效应，因此，上海可借势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以提升产业和就业承载力。

其次，依托交通网络同城化，促进商业、消费、文化繁荣，提升上海产业就业承载力。

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将是拥有中国高铁线路最密集、机场和港口最密集的区域，长三角城市群将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各城市间的交通时间和经济距离将继续缩短。同时，各类磁悬浮、超高速轨交等新式交通工具也将不断地出现于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网络的同城化将有利于上海商业、文化等功能的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集聚区，具有巨大的消费规模和消费潜力，这对上海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需求，有利于促进上海的商业、休闲娱乐、文化消费量，提升城市商业的产出密度和就业人员，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上海具有良好的商业规模和商业体量，也有国际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商业文化和交通疏散体系，供给十分充足。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将是上海提升国际商贸中心的重要战略腹地。同时，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在文化上有互通互融的传承，无论从语言交流上还是地区文化上非常相近，容易形成文化上的认同。上海在未来将更加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融入各类国际文化。长三角地区是上海海派文化的首要扩散地，上海也是江浙两地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利用文化交流和宣传的功能，上海可吸引全国最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提升文化产业的产出量，扩大文化产业就业量，提升上海的文化产业和就业承载力。另外，交通网络同城化也将提升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乃至全国的交通枢纽功能，增强上海对外的交通辐射功能，有利于提升上海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和公共服务承载力。

再次，依托通勤就业同城化疏散就业人口，减缓上海本地人口就业压力。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和交通网络一体化背景下，一方面，上海较高的发展成本已经不利于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刚性约束将在未来更加明显，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在同城化趋势下不断地向周边的长三角城市集聚，长三角其他城市成为就业人口的主要需求地。另一方面，上海吸引就业人口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各类人才大量涌入。同时，上海的产业结构走向服务化，第三产业和高端工业的人才需求增强，由此形成涌入就业人口与上海产业服务化趋势不匹配的问题，那么将这些与上海产业人才需求不匹配的就业人口转移到长三角其他城市将成为一种解决途径和趋势。因此，这种通勤就业同城化将使得部分上海本地居住人口在周边地区实现就业，从而将缓解上海的就业压力。如可以设置引导性优惠政策，将上海本地高校毕业生引流至周边城市实现就业，但仍然可以选择居住在上海。同时，上海可以利用人才汇聚能力，通过发挥人才市场的配置功能，增强在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就业配置能力，从而提升上海对各类人才的交流和配置功能。上海未来将以吸纳高端科技创新型人才就业为主，同时适当保留城市必须的中低端服务业，并吸纳相应的技术型和服务型人员就业。总之，上海应通过同城化来疏散部分就业人口，扩展高端服务业人才的就业，从而减小本地人口就业压力，提升高端人才的就业承载力。

最后，依托居住同城化，促进新型人口流动并缓解本地社会养老服务压力。

交通网络同城化、通勤就业同城化将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居住人口的双向流动，其基本特征是人口居住和工作地的空间分离以及户籍地与居住地的空间分离。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富裕人口有在上海居住的强烈意愿，且非常有利于其事业的拓展，这些人口可以承受上海的高房价和上海核心城区的高生活成本，也体现出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空间价值。而上海、杭州、苏州等核心城市的非富裕人口则面临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及拥挤的城市空间，可选择在周边或其他非核心城市置业居住。这就形成了市场选择下的核心与非核心城市间人口的双向流动。上海是中国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未来其老龄化趋势更加严重。对于这些老龄人口来说，可以选择上海周边那些生活成本较低、环境舒适且适宜养老的城市居住，这既可以缓解上海的养老压力，又会促进周边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上海本地老年群体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为上海周边城市的相关养老产业发展提供机遇，同时也为上海将一般养老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专注于高端养老产业发展提供条件。通过促进新型人口的流动，提升上海的空间价值，并缓解本地老龄人口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同时提升上海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高端养老服务业的承载力。

除此之外，借助同城化趋势，上海也应促进内部空间的优化，提高产业、居住、交通、社会服务等城市功能的运行效率，特别是要加快郊区新城的建设，将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分散转移到郊区新城，特别是要通过新城建设分担中心城区人口居住和就业压力。大力发展新城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加强教育、医疗、社会公共服务的配套，提升郊区新城的资源环境、产业就业、社会公共服务等承载力，减轻中心城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压力，为中心城区的高端服务业腾出物理空间。当前，上海城乡发展差异依然较大，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未来，上海中心城区将成为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地，郊区新城将成为中心城区人口、产业和功能的优先承接地。长三角城市群同城化的空间优化趋势对上海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必须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服务、城市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上率先实现城乡均等化，一方面便于对接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上海自身城镇化空间布局优化和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内在要求。

提高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群基础设施的共享性和可靠性，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城市基础设施的共享性要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覆盖多数市民，不同城市的居民都可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如道路、公园、绿化、博物馆、图书馆、公共剧院等。基础设施的共享性还要求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城市群内每个城市的居民可以拥有同样质量的基础设施，既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频率，又保证公平。基础设施的可靠性体现在基础设施的质量必须是可靠的、耐用的、安全的。一般而言，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巨大，从投入和收益的角度看，短期内社会收益难以超过成本，需要提高使用的年限，为市民持续提供服务。因此，基础设施必须有较高的质量和安全要求，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性的服务，如标志性建筑、民防工程、城市地下管网工程等。中国近年来众多城市面临着城市地下排水管网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的情况，遇到暴雨天气时，不少城市便出现内涝，甚至出现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城市基础设施的共享性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使用效率，而可靠性则是为了维持城市物理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两者均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促进上海与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共享性和可靠性的提高还有利于各城市的功能再造和空间结构布局的完善。随着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以及长三角城市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总量的增加和均等化，居住人口将不再集中于城市群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将分担中心城市承载人口和部分产业的功能。因此，上海可以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周边地区，腾出物理空间来发展高端服务业，承接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结构同时升级，产业也更加专业化，从而使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功能定位得到优化，空间结构更加合理，提升上海自身基础设施承载力和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承载力。

（2）依托中国城市网络体系的变化趋势，提升上海作为资源要素流转和配置的核心节点的能级，增强市场服务和综合承载力。

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变化中城市网络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全国将崛起24个城市群，形成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两横三纵”的全国城市网络体系。目前上海处于全国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核心控制地位，未来将继续引领全国城市的发展，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将明显高于全国主要城市。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将会加强上海的对外经济联系性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性，提升上海作为全球网络中资源要素流转和配置的核心城市节点的能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网络结构将直接决定城市所属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和方向，上海在中国城市网络体系中心地位的增强将有利于其发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引领作用，夯实国内中心市场地位，增强对全国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从而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承载力。

未来全球城市的主要特征将不再以产出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优势，其影响力将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城市发生联系过程中的主导和控制力上，即对设计、生产、市场、技术、流通、服务等领域的把控力上。未来的长三角城市群将成为全球网络等级最高的城市群之一，将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型都市区域，同城化趋势更加明显，因此，上海应依托新型城镇化强化对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影响力和核心地位。同时，随着国内其他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快于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城市将承接上海的部分产业，上海则专注于发展高端的服务业，并为全球高端制造业腾出发展空间。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上海应注重对技术标准、行业规则、标准设计、管理模式等的输入，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形成联动协同发展，从而强化上海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辐射力，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和经济腹地。另外，上海应加强与京津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互动和广泛合作，错位承担国家功能，在重点领域（如市场体系、金融、产业服务等）形成比较优势，增强与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通过提升上海在全国和长三角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促进城市功能的转变，根据城市功能转变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在降低生态环境资源消耗的条件下，提高城市单位物理空间内的经济产出和就业量。

除了依托长三角城市群同城化趋势来优化上海外部空间的功能外，上海还应依托中国城市网络结构不断走向紧凑和稳定的趋势，借助外部发展趋势优化自身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布局与城市综合承载力密切相关，城市内部完善的人口居住、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布局、商业布局、公共基础设施布局等直接影响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的运行效率。首先，上海应充分利用好中国城镇化和城市网络结构网络变化过程中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升级的机遇。作为中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的城镇化水平与其他地区城镇化率绝对差异不断缩小，如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产业承接能力，上海可将不适合自身发展的部分产业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只保留企业总部、功能性总部或者高附加值的环节。为高端服务业腾出物理空间，既减轻原有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商务发展成本的压力，又提高城市的实际经济活动产出承载量。其次，上海应利用好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变化趋势，提升在整个网络体系中的控制力并优化重点战略性通道的掌控力。通过在整个城市网络中的绝对控制地位，上海可充分发挥城市交通网络、密集的高铁线路、国际航空通道、国际海运通道等优势，与其他中心城市开展合作和功能的再分工，与长三角临近的空港、海港、铁路运输站开展合作联运。上海可积极拓展空港运营、港口管理等领域的衍生专业化服务产业，如造船、大飞机制造、轨道交通设备等领域的制造、服务运营服务。

未来上海要在全国城市网络体系中保持核心地位，需要加强对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增强城市的控制力，来保持和提高上海在全国城市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上海需要成为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要素流通、商品交易市场的中心，以确定国内中心交易市场的功能。未来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将变得更加对称和均衡，这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同城化将越来越明显，上海大都市区将基本形成。上海将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形成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长三角其他城市也将分散和承担上海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如分散上海未来的现代制造业、人口和就业、生态环境、交通压力。原来的城市等级体系与规模大小有关，等级体系中的顶端核心城市与处在下部的外围城市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未来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网络体系，网络体系中也强调城市之间的竞争，但是更多的是合作。网络体系中城市功能有差异，网络节点城市的能级有差异。在城市网络体系中，城市对外联系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不同城市的网络权利及其地位与职能。联系性较强的城市，会超出其所在地区，形成全球性的地位与职能。城市网络体系的动力机制来源于对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城市流中资源要素流转的市场配置能力。上海应借助自身在全国城市网络结构中的变化趋势来提升综合要素配置能力，提高城市经济活动运行效率，从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上海应在国内经济中发挥产品市场、各类资源要素市场的综合配置平台功能，成为要素配置中心以及国内各类交易规则、各类行业标准及定价的推动者和制定者。上海应完善大宗商品交易等商品市场的服务功能。健全货物贸易和大宗商品市场体系，重点完善辐射全国的批发市场体系，培育一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努力成为大宗商品信息、定价、交易和结算中心。完善服务贸易市场体系，发展服务外包、技术贸易。完善电子商务市场体系和支撑环境，推广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服务新模式。利用在中国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中心市场作用，大力发展非实体经济，减轻实体经济对既有城市资源环境、能源的消耗。

上海应完善金融、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的服务功能。应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提升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黄金、产权等重要市场的功能和国际化程度，积极吸引功能性金融机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及其营运机构总部等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不断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资源配置功能。进一步拓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服务功能，建成跨地区技术等各类产权转移合作的协调机制，加强各省市之间技术交易的协调和统一，规范各地政策和制度，共同推进技术市场一体化发展。继续牵头推进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信息平台、联合报价平台、协调监管。通过金融、产权交易、金融市场体系、技术市场等领域的功能的增强，进一步提升上海在全国城市金融、市场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上海对外的市场服务功能和承载力。

（3）依托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提升上海对信息中枢和交通运输枢纽战略性通道的控制力功能，增强基础设施承载力。

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区域格局与区域竞争态势的变化趋势，将为上海的功能提升和实现全球城市崛起提供重要机遇和发展空间。我们运用经济重心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24个城市群、三大经济带的经济重心演变趋势。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的重心变化分析发现：2031年前，中国的经济重心有向东南沿海移动的趋势，其中，GDP、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移动距离均超过100公里，人均GDP重心移动约200公里。而进入城镇化的成熟阶段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变化较小，2031—2050年，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总体上保持稳定，同时，地区间的发展水平趋于均衡。基于24个城市群的经济重心分析发现：城市群的GDP、人均GDP、第二产业均有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有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未来的第三产业将继续向东南沿海地区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集聚。基于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相对变化趋势分析发现：2050年沿海经济带将领跑三大经济带，其经济总量全国占比为58.7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国占比分别为52.79%和82.23%。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全国占比为45.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国占比分别为47.04%和41.51%，将带动内陆省份经济的发展。

根据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经济重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移动方向和几大经济带间的经济规模占比趋势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总体上仍然走向空间集中，空间集中模式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的各类外部性。以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产业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即只有达到一定的产业规模才能发挥集聚经济的各种溢出效应。同时，基础设施是承载城市经济运行的物理空间条件。根据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来看，上海需要提升区域关键战略性通道的控制力。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这种城市功能的需求将要求上海建设全球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城市综合干道和立体交通网络、机场港口、地下管网、民房工程、体育文化场馆、通讯信息、环境监测与治理、能源设施等。显然，依托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扩展城市功能的变化区域，可大大提升上海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城市基础设施是承载经济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条件，是扩展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和经济活动承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展示城市精神和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方式，如城市建筑和景观往往是城市发展历程的写照，可扩展城市的社会人文空间。另外，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趋势也是上海提高基础设施共享性的重要外部压力。交通网络体系日趋完善，高铁、海运、高速公路、铁路航空联运已经趋于成熟，沪宁、沪杭高铁运行时间不断缩短，未来长三角地区的交通网络将更加密集和完善，高速城际铁路、新的交通技术不断发展，长三角各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将大大缩减。交通网络的同城化趋势将大大提高居民的活动空间半径，特别是增加到上海消费购物和到苏州、杭州旅游的人流，各城市间的探亲访友、旅游消费、商务谈判、文化体验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从商业人流的角度看，这种交通同城化趋势将大大提高消费人口的流动速度和规模，特别是促进城际间商贸人流的双向流动，大大提高商品的流通速度和效率，提高上海的商业和消费承载力。在假日经济刺激下，快捷的交通将为长三角各城市的商业、消费和文化产业繁荣提供基础。同时交通网络也成为上海同其他城市要素流通的重要通道，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京津冀一体化三大国家发展战略，将对上海的城市功能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对上海的城市功能和承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与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T型结构的交汇处，地处“一带一路”源头交汇处的长三角地区，国内国际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上海依托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全球城市区域和长江流域经济新支撑带，将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并辐射沿海经济带。“一带一路”，在引领全国城市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承载更多的经济社会活动。为此，上海要发挥区位优势，走高端引领之路，优化综合交通体系和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在全国区域格局中对国内战略性通道的控制力功能，从而提升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的承载力。

上海参与长江经济带战略，要完善自身的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推动长江流域物流产业发展，加强与长江流域省份在航运领域的合作。加快建设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国际航运枢纽港。大力发展水水中转，推进内河航道建设。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集装箱江海直达。完善货运道路网络，积极推进海铁联运。推进外高桥港区、洋山深水港区建设和功能提升，提高港口综合保障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上海的集散功能。扩大两大航空枢纽空域容量，拓展国际国内航线，强化航空枢纽地位。要完善上海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带动长江流域现代服务业发展。要优化航运服务产业链，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船舶检验、船舶供应、船员服务、航运经纪、航运咨询、海事法律和仲裁等各类航运服务，进一步拓展上海航运交易所的服务功能。完善航运金融服务体系，促进船舶融资、船舶保险、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发展，积极培育航运再保险市场。提高航运信息化水平，推广应用集装箱电子标签技术，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增强制度创新的溢出效应。上海应建设国际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城市光纤宽带网络，构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互联互通和业务融合，持续推进亚太通信枢纽建设。构建适应云计算、物联网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打造新一代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展高端网络运营中心、视讯内容制作和交易中心。通过完善上海的内陆物流体系、航运集散、海铁联运、航空线路、海运和空港关联产业、无线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一方面将大大提高上海的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全面掌握各类经济网络的战略性通道，夯实上海全球城市的综合配置、集散、枢纽中心功能；另一方面，相关功能的完善也将大幅度提高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力，提高上海城市单位物理空间的经济社会活动承载量。

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要与上海“四个中心”、科创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联动，应将重点放在增强上海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上，发挥上海要素市场体系健全、高端功能机构集聚和国际化水平高的优势，提供金融、信息、物流、技术、人才等服务，着力打造政府和民间合作平台，如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合作协议、区域经济论坛、区域贸易投资促进会、行业协会和商会等，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引导鼓励企业自觉参与国家战略，通过企业投资建设和并购参股等方式，在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运、基础设施等领域，实质性参与有关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上海的高端服务功能和信息中枢与交通运输枢纽功能。应积极参与国际性、国家重大基建项目的承建，吸引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项目落户，提升上海参与国际和国家重大事务的活动能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国际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大大提高上海承载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基础设施承载力。

（4）依托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提升上海在资源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环保治理中的引领功能，增强上海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愈加频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市场化程度增强，中国经济将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内各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也将进一步弱化，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程度大大提高，进而区域一体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与资源要素的使用强度、使用效率、资源要素定价、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各类要素资源的使用和配置效率将大大提高。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还体现于地区间各类政策的一体化和对接，如环保政策的一体化将大大提高地区间整体的环保效果。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将产生重要影响。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地区目前是中国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区域经济三大板块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将逐步提高。上海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理应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上海与其他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在提升上海自身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同时，也将大大提高中国整体生态环境承载力。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来看，依托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提升上海乃至中国整体生态环境承载力尤为重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与日俱增，新型城镇化的大规模推进将会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需求。上海的城市发展空间有限，资源环境约束尤为明显，要素、原材料等多依靠外部区域供给，人口、资源环境的瓶颈日益突出。未来上海需要借助区域一体化来缓解资源环境约束，提高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具体来看，上海可依托区域一体化过程并充分发挥国内中心市场的功能，需要从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各类资源环境的市场培育、产权交易市场、技术创新转化市场等方面入手，充分利用市场的各种机制将资源环境要素推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多元的资源环境要素供给局面，增强市场的供应和竞争力，让资源要素在产品中的价值得以体现，利用市场来纠正要素资源配置的低效，以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

一是要借助区域一体化，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我国电力、天然气、水、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长期不能反映稀缺性和市场供给状况，也难以反映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特别是单一的政府定价机制使得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扭曲严重，而各地区间的资源定价和资源市场化程度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逐步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要尽快理顺价格关系，提高经济效率，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并完善价格调整与利益调节机制。通过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得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回归市场，对企业形成节能减排的倒逼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打破现有的电力、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的垄断市场格局，在适当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市场的准入条件，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共同参与竞争，提高市场的竞争性。凡是可以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均应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和过度干预。资源性产品既要使资源价格合理反映成本构成，又要使改革兼顾群众日常生活基本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体来看，上海应依靠高度的市场经济体系，率先进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全国性的资源性产品交易和定价市场，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步打破地区行政壁垒限制，降低政府对相关资源要素的定价干预，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从而减轻城市资源环境系统的直接压力。

二是借助区域一体化，健全自然资源、排放产权制度，促进各类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自然资源是典型的公共品，是各类资源性产品的主要来源，一旦产权界定不清晰，将容易造成“公地悲剧”和无效率使用。应尽快对城市群现有的各种矿藏、河流、森林、滩涂、荒地、煤炭等进行产权登记，形成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同时，应培育各市场主体，加强资源消耗类企业的能源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强化各主体的公平竞争地位，设置同样的市场准入制度，坚持“谁使用和得益，谁付费和治理”的原则，构建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自然资源产品市场。加快资源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城市群应尽快构建统一的环保技术市场和碳排放、污染排放市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是全球碳排放市场上最大的供给者，但尚未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碳排放定价上仍处于价格接受者。上海可依靠其高度市场化主导全国率先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尽快制定碳排放初始分配权的方式，并逐步推广至全国，制定交易准则和定价机制，率先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接轨。同时，应尽快建立各类工业污染排放物的交易市场，确定各城市污染排放权和排放总量，将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纳入市场化轨道，促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应加快构建各类环保技术转让和交易信息平台，培育环保第三方监测和监督机构，完善资源、污染排放、环保技术市场体系。为了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国家能源安全，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市场，加快风力发电、新型清洁能源、太阳能、地热能的开发和使用。上海可率先在公共交通中进行试点，采用混合动力和清洁能源动力的公交车，实现低碳出行。同时，重点培育各类环保类市场和相关技术市场，通过搭建各类环保技术公共平台，借助在线和离线的市场化手段，促使各种环保材料、环保节能装置、除污技术等完成交易。另一方面，促进技术创新市场的繁荣发展，在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的倒逼机制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节能环保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资源环境类要素的市场化必须依赖于各类市场的建立，通过环保市场、相关技术市场的建设，延伸并巩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污染排放交易体系。

三是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污染治理力度，提高地区污染治理协同，提高生态环境系统的污染承载力。生态环境是影响人类居住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雾霾频繁侵袭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中西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也未能幸免，大气污染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治理雾霾的呼声空前，各级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巨大。上海可借助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加强与其他省市的污染治理协同，借助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协调会、长江沿线城市市长联席会议等强化环境治理的协调。一方面，要加大各类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各类城市垃圾回收和处理站、城市污染处理系统，增加城市交通绿化带、绿地公园、湿地保护等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城市自身的除污及自我净化能力，加快上海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工程，提高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力。另一方面，上海应联合其他地区的环保部门，提高环境治理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和处罚各类偷排和超排行为，可考虑将造成公共污染的主体纳入刑法程序，相关部门应做好相关的实时监督，积极开展第三方环境监测，对破坏城市环境的行为、偷排漏报排放数据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因此，在环境治理上城市群各地区应形成联防联治，明确各城市的污染排放责任和环境治理责任，在污染治理上形成联合跨地区执法，上海可协同国家相关部委，制定统一的环境规制，避免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污染产业在不同地区间转移。

借助区域一体化的合作平台，积极开展联防联控的合作方式，构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机制，集中统一执法。一方面，建立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联席会议议事制度，定期举行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交流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工作情况，共同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相应法律法规，统一各种执法口径和执行标准。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部门之间开展协同合作，由各城市相关部门（如国土资源、环保、城建、工商等）组成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小组，共同制定生态建设规划和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统一行动目标，定期开展各种联合执法与宣传活动。此外，可以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协同合作，建立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联盟，共同制定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规划，定期组织各种相关研讨会等。

四是借助区域一体化趋势，拓宽环境治理投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当前，中国的环境治理投入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投入主体单一，面临投入不足的局面。而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时还倾向于将其投入能够产生显性经济效益的领域，对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入积极性不高。中国未来的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环境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环境治理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因此，应尽快拓宽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鼓励各类民间资本投资城市环保基础设施。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将社会资本引进环境治理方向，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有限资源环境产权、使用权、经营权的转让，保证投资者的事后收益，鼓励各种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环保产业。同时，建议政府从新增财政和土地出让金中抽出部分资金进行环境治理，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尝试发行地方环境类债券、绿色证券和期权等金融产品。加大绿色信贷，鼓励国有银行优先支持环境绩效好的项目，对于环保项目给予一定的优惠。上海可发挥国内资本市场集聚的优势，积极吸引各类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在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率先设立资源环境发展基金、环保投资银行等，支持上海本地以及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的环保治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