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进一步考察价格双轨制对于改革中经济在过渡初期的发展路径的影响，我们需要把上一章讨论的理想模式及其一般均衡问题搁置一边，仅仅考察一个部门。在这里，我们只考察生产部门而不考虑家庭和投资者；其次，伯德的一般均衡模型要求对生产者的所有制性质不加区分，因此他只考虑一个一般的生产者部门，而我们在这里将考虑一个既包含传统国有部门又包括新兴的非国有部门在内的“两部门”工业经济；最后，伯德的模型旨在研究每个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的行为和均衡，并在最终探讨整个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的条件，而我们这里主要进行关于这个两部门的局部均衡分析，它要讨论的问题是，当国有部门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面临价格控制时，资源的分配格式是如何受到面临价格自由化的非国有部门的行为影响的。这显然是一个通常的关于价格控制的“两部门理论”所可能回答的问题。顺便而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还将有助于我们对上一章提到的串轨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讨论。
关于价格控制的两部门理论的特征也许可以用一个俯拾皆是的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位机械工程师几十年来一直在一家传统国有企业工作，其工资待遇由于受国家工资控制而基本不变。现在如果设想在这家国有企业之外出现了另一家外商企业，它将不受国家的工资控制而愿向这位工程师提供比较优厚的工资待遇，那么，这位工程师可能将从那家传统国有企业“流失”到这家外商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的工资控制，这家国有企业将失去优秀的技术骨干，而由于不受国家的工资控制，外商企业将可轻而易举地获得从国有企业流出的优秀人才。这个例子舍弃掉了许多可能是十分重要的细节，但却捕捉住了价格控制的两部门理论的特征，它有助于我们来考虑一个由局部的价格控制而可能改变的资源的再分配问题。
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摩菲、史莱佛和韦欣尼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局部改革的困境》一文中基于上述价格控制的两部门理论首次构造了一个关于局部改革的理论模型，以苏联在局部改革（1985—1991）时期的经历为经验基础，讨论了在局部价格控制情况下的“供给流失”问题（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2）[1]。接下来就让我们结合摩菲等人的模型讨论一下价格控制的两部门理论。
首先我们谈谈两部门的定义。在这里，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区别主要不是基于传统的所有制类型来定义的，因此，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含义在下面的讨论中不完全等价于按所有制划分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传统含义。在这里，我们把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含义拓宽到传统意义的所有制范畴之外，从价格控制上加以定义，这样定义的非国有部门在范围上就相当宽泛了，它可以指纯粹的私营企业，也可以指那些在实际上能够突破或逃避国家的计划控制和价格控制的国有企业，还可以指一些具有私人性质的合作制企业，甚至还包括那些能与投入品的生产厂家进行“串换”的任何所有制的企业。相应地，国有部门在这里就比按照传统所有制定义来划分的范畴要小得多，它仅仅包括那些在财务上受到严格控制，不断受到上级主管部门严格监督的传统国有企业，它们与非国有企业的主要区别是它们面临着国家的价格控制和财务约束。重新界定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边界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经济自由化的改革运动在事实上造就了许多自由化的或市场化了的“国有企业”。[2]
另外，本模型所提到的“投入品”不仅包括重要的基本投入品，如原材料、燃料（如木材、钢材、石油），和中间产品，如水泥、钢管等，也可指外汇、银行信贷以及重要的人力资源。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价格控制对所有这些资源的配置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改革以后，随着市场中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所有这些重要投入品都将面临新的市场机会，流动性都将增强，因而国有生产者与这些投入品的提供者之间原有的“双边关系”就可能变得十分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继续维持这些原有的双边关系对于国有部门的生产在过渡初期能保持“平稳过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先从糟糕的情形入手，考察摩菲等人提出的投入品流失的价格控制模型（Murphy，et al.，1992）和布兰查德提出的信息不确定性模型（Blanchard，1996），然后引入配额控制以考察有配额控制的价格双轨制；继而分析关于非价格支付的一些情况，最后考察中国与前苏联“体制外改革”的路径差异。
为简单起见，我们考察钢材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有两类需求者：汽车制造商B和建筑商C。改革前，这两者皆处在国有部门，由计划配置其所需钢材，钢材供应商假定为国有钢铁厂A。设改革后建筑商C成为不受价格控制的“非国有企业”，它可以以其意愿价格从钢铁厂A那里购得所需的钢材。而汽车制造商B与钢材供应商A仍处于国有部门。我们感兴趣的是，局部的价格自由化改革给B和C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关于钢材的配置，我们有六个假定：
1.改革前，钢材的计划价格p小于其市场出清价格p*，即钢材是由计划额度配置的，这与大多数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事实是相符的。计划价格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其一，原材料的低价可以刺激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生产；其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与产出品价格之间的较大差距能使加工工业产生出高额的利润以支持庞大的公共财政系统。
2.价格p是钢材购买者实际支付的价格，换句话说，这里假定购买者不必支付额外的贿赂来获得投入品。当然，中央计划经济中，贿赂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对此，我们在后面加以专门讨论。[3]
3.钢材供应商按其供给曲线S=S（p）进行生产，即计划者并不强迫它在价格p下生产出比S（p）更多的钢材。
4.改革前，钢材在两个需求厂商间的计划配置是有效率的，即汽车制造商B和建筑商C对钢材的边际估价相等，且都等于p*，而且在p*下的总需求等于供应商在计划价格p下的总供给。[4]当然，如果计划当局命令钢材供应商只有在满足国有部门汽车制造商B的需求之后，才可将剩余部分供给给厂商C，这样的配置就是缺乏效率的。[5]
5.改革后，钢材供应商有权选择销售对象。这个假定似乎赋予了国有供应商比实践中更多的权利，但与苏联的改革实践还是比较接近的。[6]
6.改革后，汽车制造商B由于其价格控制和财务上的约束无法叫出高于p的价格，而建筑商C却可以这么做。这个假定把握了前苏联局部改革的实质，也是本模型的关键假设。[7]局部改革后，非国有企业在交易价格上总是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灵活性。
图5.1显示了改革前钢材的配置情况。A图表示的是钢材市场的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B图表示的是汽车制造商B的需求曲线，C图则表示建筑商C的需求曲线，这些需求曲线同样表示了不同厂商对钢材的边际评价。在初始的配置方案下，钢材供应商向厂商B供给Qb单位的钢材，向厂商C供给Qh单位的钢材，单位价格为p，其总供给是钢材生产商在价格p时的总产出。
图5.1 改革前的计划配置状况
当局部改革允许建筑商以更加灵活的价格从国有钢材供应商处购得所需钢材时，“供给流失效应”便产生了。局部自由化改革以来，汽车制造商仍面临价格控制的制约，而建筑商则可以叫出略高于p的价格购得其所需的全部钢材。汽车制造商B则相反，其所得到的钢材只是在价格p下的总供给量减去建筑商C的消费量之后的剩余。均衡时，建筑部门由于得到了它所需的所有钢材而不断扩张，汽车制造业则由于不能得到其必需的投入品而导致产出下降。但是钢材的总产量在这里是不变的。
图5.2展示了允许非国有厂商C自由购买钢材时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情况。首先，对汽车制造商而言，因为它所得到的钢材量陡降，则其对钢材的边际评价猛增，其损失的消费者剩余等于三角形A的面积，而且，原来由于计划价格偏低而产生的Δ单位的剩余也不得实现，其值相当于B部分的面积；另一方面，建筑业以稍高于p的价格得到了它在价格p下所需的所有钢材，相应的消费者剩余增加，这里为三角形C的面积。很明显，C的面积严格小于B的面积，社会总福利的净损失相当于图形A与E的面积之和。导致损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改革之初，钢材的配置使得不同的需求商对钢材的边际评价相同，而改革之后，最终的状态是，汽车制造商对钢材的边际评价远远高于建筑商对钢材的边际评价，这样的配置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在模型中，局部改革使得投入品由高边际效用的部门向低边际效用的部门转移了，因而减少了社会总福利。
图5.2 价格控制与投入品流失
不幸的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国有部门对特定投入品的需求弹性恰恰较小，而非国有部门对投入品的需求弹性又正巧较大：其一，非国有企业进入的领域大多是需要较少资本与其互补的投入品的行业。其二，非国有企业对进入那些原料比较短缺的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其中有着它发挥定价优势的余地。结果，哪个行业对投入品的需求弹性大，该行业反而对非国有企业更具吸引力。相反，那些仍处于国有的经济部门，拥有较多的固定资产，需要众多的其他互补性投入品，一旦固定资产已经形成，其他互补性投入品已经购入，对其他投入品的需求的弹性就很小。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船大难掉头”。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的这种弹性差别导致了局部改革以后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状态。
显然，社会总产出的下降是由于一部分而不是所有的投入品出现了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如果资本以及其他一些互补性投入品也同时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对整个社会经济而言，只不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想象，社会产出不会发生多大的下降。
苏联也曾一度借助于租赁来处理局部改革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国有企业获准将企业的设备租赁给企业内职工组成私有性质的合作组织。但是，实际上，由于企业往往与合作体之间形成合谋，共同对付计划者，国家无法施行有效监督，所以国家一定会对这种租赁实行严格的限制，而一旦资本品等要素向非国有部门的这种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8]
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局部改革是如何导致一些重要的投入品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流失的，这种投入品流失使得原先的经济主体间的协作受到破坏，许多部门的产出大幅度下降。该模型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同时存在着短缺的问题，国有企业缺少的是重要原材料投入，私有企业缺少的则是资本。如模型所示，投入品的互补性可以解释为什么投入品的部分流失能带来产出的较大的变化。
摩菲等人提到，在苏联经济中，原材料，如木材、钢材、石油等，以及常用的中间产品，如钢管、水泥等，是最常发生流失的产品。另一种形式的投入品流失是人力资源的流失。一些很优秀的工程师、技师、熟练工人从国有企业辞职而供职于私有企业，那些即便是留下来的亦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在生产中，高质量劳动力更是无法替代的，它从国有企业的流失对国有企业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有时，国有企业可以从原料供应商那儿得到它所需数量的投入品，但投入品的质量是很难监督和保证的。往往发生的情况是，一些高质的投入品售给了私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得到的是些质量较次的投入品。同样，如果国有企业对高质投入品的需求弹性很小，这也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在农业和建筑业中这个问题尤为显著，因为高质量的产品必须依赖于高质量的投入品。
看上去上述结论是基于初始计划配置的有效性假设而推导出来的，如果最初的计划配置并非有效率，最终的结果是否有所改变呢？摩菲等人的模型通过改变假设4对此问题作了回答。基本模型的假设4认为计划的初始配置是具有效率的，并由此推出局部自由化的改革导致了产出的下降。一个更合理的假设是，改革之初，国家对某一部门存在着扶持或歧视政策。
相应地，假设4变为：在改革之前，计划配置使得汽车制造商可以以p价格得到它在此价格下所需的所有钢材Qbp，而建筑商得到的仅是剩余部分Qhp（如图5.3所示）。此时，类似于上面的分析，汽车制造商对钢材的边际估价要低一些，而建筑商对钢材的边际估价要高一些。局部改革之后，由于建筑商有着自由出价权，最终的钢材配置状态会与改革前恰好相反：建筑商以p价格得到了所有的钢材Qhm，而汽车制造商得到的则为扣除Qhm之后的剩余Qbm。
图5.3 初始配置无效率状态下的“流失”
此时，建筑部门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增量可表示为三角形A的面积，而消费者从汽车制造业得到的消费者剩余的减少量相当于三角形B的面积。根据需求弹性分析，我们可知，建筑部门对钢材的需求弹性较大，而汽车制造业对钢材的需求弹性较小；因此，可以推出A＜B，整个社会福利（或总产出）则仍然下降。其原因依然是，因为一种投入品（钢材）的流失，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其他已经拥有的互补性投入品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还是投入品的互补性引致了产出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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