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结束本章时，我们还想作一简单的评论。本章在区分不同的价格自由化改革方案的基础上试从微观经济学或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工业改革的路径及其特征，并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模型强调了双轨定价安排在解释改革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理论意义。在分析中，本章强调了改革方式在内容设定上的差异对于理解不同改革路径与不同改革结果的意义。其次，通过分析说明了双轨定价安排作为一种局部的价格自由化方案为什么能诱导国有企业的生产增长。最后，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的分析模型，本章还讨论了双轨制下国有部门的生产反应模式，并考虑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竞争性市场结构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工业改革为什么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产出增长的格局。
在看待并解释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东欧）的经济过渡所显示出的不同结果时，以往的研究文献（包括本书提到的那些）常常带有这样的分析特点：在解释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时倾向于从国有部门寻找原因，并把经济衰退，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归因于传统国有部门在经济过渡中受到的过度管制（渐进改革时期）和所获得的垄断势力（激进改革时期）；在解释中国改革后经济的增长时，则把注意力转入了非国有部门，并试图解释为什么非国有部门得以增长。我们的理论分析与以往文献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在处理过渡时期的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时，我的注意力和研究焦点则放在传统国有工业部门。实际上，我试图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过渡时期中国的国有工业部门能保持生产的增长？本章的理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已对此作了回答。
虽然本章的分析只集中在国有工业部门，但是，因为工业改革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较早开始的农业改革的双轨式战略，即继续维持计划控制的同时积极推动计划外的自由化改革，因此，总的来说，本章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概括起来，本章的理论分析包含着下列关于中国渐进改革方式的含义。
第一，在经济改革初期阶段，继续维持传统的计划控制体制而不是迅速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经济增长的局面是必要的。借用莎翁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名言，可以说，在改革初期，计划控制体系的“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在传统国有部门继续存留计划控制的同时，积极推进计划外边界的自由化改革不仅有助于维持增长和逐步将整个经济向市场过渡，而且成本更小。
第三，事实证明，在计划外的边界上而不是在所有制的边界上让国有经济面对竞争力量的增长比将整个部门都置于完全的商业基础之上有利于生产的增长。
第四，以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反应更迅速。而本章的理论分析至少说明，所有这一切对中国经济过渡初期阶段的表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在把中国的改革与东欧、苏联改革进行比较时，罗斯基曾把中国的改革过程用“改善”（improvement）而不是“完美”（perfection）来形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式比较典型地说明了“改善”的含义。罗斯基是1995年夏天在上海浦东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说这番话的，参见他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Rawski，1995）。
[2]这里对企业改革三个阶段的简单概括除了署名文献之外，还参考了许多有关文献的记载，恕不一一列出。
[3]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导致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过多着重问题，而忽视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作证实分析的热情。
[4]这里需要再次指出我们在第5章的注释②谈到的所有制定义问题。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处于企业之外的一个概念，它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许多“特权”。而在产权经济学那里，我们是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来定义企业所有制的。如果国有企业事实上享有了部分剩余索取权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改革部分改变了传统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即使它仍然被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讨论，可参见张军（1995e）；张维迎（1995a，b）。
[5]罗斯基（1995）还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概念》，参见《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
[6]关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讨论，可参见张军（1996b）的理论分析以及舒元（1993）的经验分析。
[7]必须注意，在中国，经济效益主要是指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然而，这个指标有时往往并不能真实反映甚至会歪曲企业的赢利能力，特别是当企业的成本约束软化时，利润的大小本身就难以完全代表企业经营效益了。
[8]将企业区分为这些类型并非基于它们的产权结构，而是基于可观察的差别变量，如成本结构、技术水平、产品结构、政府干预程度、政策待遇等。
[9]这个标准模式可以在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
[10]关于平均利益（AR）与边际收益（MR）之关系的论证十分简单，可参见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11]在80年代末，出于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反应，政府又谨慎地对企业的定价能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特别是对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最严厉时限价产品覆盖率占计划外钢材、有色金属产量的90%（陈共炎、乔刚，1994）。
[12]“竞争性边界”的概念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标准概念。
[13]事实上本书第7章的模拟发现，继续对国有部门进行补贴对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的影响十分明显。
[14]国有部门的价格双轨制显然为非国有部门进入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林毅夫等人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也提到这一点，他们认为，80年代日益扩大的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制的本意是改进国有企业的产品和物资的配置效率，但却给乡镇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条件（林毅夫等，1994b，第24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的调查（1987）表明，乡镇企业的主要原材料供给中有72.1%是从市场上以高价从国有部门购进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国有部门计划外的生产自由化还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另一种进入的途径，那就是双方的“联营”。乡镇企业，特别是地处发达地区和城市边缘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联营”常常成为国有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和增加利润的重要途径。参见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集《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1988）。
[15]确切地说，科尔内在他的论文里是援引施威泽的《企业规模》一书的数据来进行比较的。参见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科尔内，中文版，1985）。
[16]Nee（1992）详细地讨论了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17]例如，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下降得尤为严重。
[18]麦金农（Mc Kinnon，1994）对俄罗斯的完全自由化方案所带来的后果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19]感谢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唐纳历（J.Donnelly）博士为我提供的这个文献。
[20]周惠中博士向我提供了他的论文，在此表示谢意。
[21]从他们论文的题目中可以看出，作者显然是在对萨克斯的文章《东欧的经济转型：波兰案例》进行评论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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