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主观意图,是想从突破资金稀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入手,较快地克服经济结构中因重工业薄弱对增长与发展产生的影响,使国民经济尽快增长,进而用最短的时间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动员资源和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建立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我们以重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与轻工业年平均增长率的比值作为重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可以看到1953—1979年期间重工业领先系数为1.47,其中恢复时期为1.68,“一五”时期为1.97,“二五”时期高达6.00,1963—1965年期间经过结构调整该系数下降到0.70,“三五”和“四五”时期又分别达到1.75和1.32。

推行这一战略造成中国产业结构的极大扭曲。从表3.2可以看出,“一五”期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为5.7,1976—1978年间该比值上升到8.4。

表3.2　1952—1978年投资结构的变化（用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8页；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我们把这种未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并有效规避资金缺乏的比较劣势的资源配置所造成的后果概括为两点。

第一,产业结构中制造业部门的比例特别高,服务部门的比例又异常的小。从表3.3和表3.4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前的27年里,农业占国民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工业所占份额持续上升,但其他产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52年的22.75%上升到1957年的24.5%以后,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至1978年,仍比1957年低6.7个百分点。而工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虽从1952年的19.52%上升到1978年的49.4%,但在工业就业的劳动力份额却只从1952年的6.0%上升到1978年的12.5%。到1978年73.3%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部门就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表3.3　1952—1978年各部门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用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表3.4　1952—1978年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第二,在制造业中,粗加工的比例高,精加工的比例低。由于片面追求实物指标及其速度,致使粗加工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精加工能力的增长。例如钢铁工业,属于粗加工的炼钢生产能力增长得非常快,而属于精加工的轧钢生产能力等却增长得极慢,造成了一方面积压大量钢锭,另一方面进口大量钢材的局面。

为了说明产业结构扭曲的严重性,我们用世界银行根据历史上一些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而构造的“钱纳里—塞尔昆大国模型”来比照中国1981年经济结构的偏离状况。⑧“大国模型”分别提供了按1981年美元价格计算,处于典型的低收入水平（人均300美元）、下中等收入水平（600美元）和中等收入水平（1200美元）的大国所具有的“典型的”经济结构。198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300美元或350美元。⑨这样,我们就可归纳出三种可供比较的经济结构状况（参见图3.1）。比较表明,中国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达到了过高的制造业比重,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其不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

图3.1　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

这种过重的产业结构背离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⑩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了一系列的障碍。这也是推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造成的一个重大弊端。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更清晰直观,我们暂且不考虑传统经济体制中经济效率的损失（这是下一节所要考察的内容）,并且假设政府的计划安排能够达到有效地实现其优先发展的目标,仅对扭曲产业结构造成的经济结果作出概括。

（1）产业结构背离资源比较优势压抑了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资本是稀缺的要素,而劳动力十分丰富。如果由市场来诱导产业结构的形成,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成本较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比资本密集型产品更富有竞争力。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生产者会将资源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热衷于采用节约资本和使用劳动的技术。

图3.2　发展战略与生产效率

以图3.2表示,这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表现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适宜的生产组合在E点,即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没有扭曲的相对价格线的切点上。生产OY0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和OX0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产品。由于超越阶段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人为扭曲要素价格,资本反倒成为一种相对便宜的要素,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将其配置到给予优先发展权的重工业部门,就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这种抑制表现在图3.2中的Y1A线）。结果,实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从原来的CEAD缩小为受限制的Y1AD。形成的产品生产组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A点,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为OY1,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为OX1。

由图3.2可以看出,压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静态结果,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损失一个ea的绝对量或ea/eO的相对量。国民总收入的减少就意味着可供投资的剩余的减少。假设国民总收入按一定的比例用来投资,则一方面减少的投资额会按一个乘数效应进一步减少总投资,这个乘数则为社会边际积累率的倒数。另一方面,假设政府的倾斜性产业目标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来达到的,则每一期再生产都会同样产生一个相对量为en/eO,而绝对量不断大于ea的收入损失,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减少社会总投资。这种情形大大地抑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或者说虽然重工业得到较快的增长,但却是以牺牲能加以利用的总体经济增长潜力达到的。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从整体上看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反,实行这种战略的结果往往与最初的期望背道而驰。

表3.5　不同收入（GNP）水平上城市化预测值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发展的形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结构扭曲使人民生活水平在长达20多年的时期内改善甚微。在这种经济结构中,资源最大限度地配置到了资本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受到很大制约,严重影响了消费品总供给的增长。为了加速发展重工业,极为有限的外汇收入又不可能用于消费品进口,以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缺乏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城市中的就业人员受低工资和冻结工资水平政策的制约,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都处于增长缓慢乃至停滞的状态（参见图2.1、表3.6）；而被城乡隔绝政策强行滞留在农业中的农村居民受就业不足和集体生产中劳动激励不足的制约,难以实现人均产出的增长,更是失去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消费品工业发展不足和农产品总供给不足,造成日用消费品和食品的长期短缺,大部分基本必需品长期凭票证供应。由于在这种产业结构下,政府并非不想增加生活必需品产出,而是没有所需的资源,人们并非不想提高收入水平,而是提高努力程度并不能产生提高收入的效应,所以应该把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扭曲。

表3.6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

注:国民收入指数和消费水平指数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4、281页。

（4）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内向性进一步提高。在这个片面发展资本品的产业结构中,一方面资源集中投放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需要通过国际市场获得的资本品占资本品总需求的份额必然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源供给严重不足而失去了发展的条件,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必然大大减少。进出口规模的缩小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内向性的提高。这一结论可以得到有关统计资料的支持。从表3.7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份额由1952—1954年的8.16%下降到1976—1978年的5.89%,下降了2.27个百分点。

表3.7　1952—1978年对外贸易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8、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