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些经济得以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快速增长。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它们又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
我们以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②和以后十年的发展速度,来看一看其不同凡响的发展绩效。1965—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0%、13.0%和7.9%,中国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0%；而同期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增长率平均仅为5.6%,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7.7%,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为9.0%,市场经济工业国为4.7%。在随后的11年里,即1973—1984年期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2%、8.2%和9.1%,中国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8%；而同期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4.2%,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4.5%,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为4.5%,市场经济工业国为2.4%。③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关于日本、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达到了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释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这些解释显然暗示着,这些经济的成功与经济因素无关。其中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人们观察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的儒家文化是这些经济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④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机会就相当有限了。因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是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⑤
第二种解释是由一些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观察问题的学者作出的。他们认为,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以期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更加乐于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技术和开放市场。⑥然而,问题在于当年卷入冷战的国家远不止这些实现成功赶超的经济,为什么成功者寥寥？按照这个逻辑,亚洲的菲律宾和大量拉丁美洲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成功者的名单上。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见,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其量可以视为促进成功的经济发展的辅助性因素,而远非决定性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东亚成功原因,吸引了许许多多经济学家的兴趣,揭示了许多事实,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可以将这种种观点归纳为三类。提出第一种假说的学派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⑦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但这种解释过于理想化了,从而远远不能令严肃的观察者满意。因为人们同时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经济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竞争障碍乃至价格扭曲和贸易保护也是存在的。例如,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都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有制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
与此恰好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d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的另一学派提供的解释是,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⑧诚然,这些干预的确存在,可是,许许多多存在着经济干预和扭曲价格的经济,却往往成为经济发展最不成功的例子。我们前面讨论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就以其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理论假说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假说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由于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需要介入国际竞争,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必须具备竞争力,从而必须是有效率的。⑨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然而,需要提出疑问的是,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不惜代价地人为推行出口鼓励型的发展政策,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以便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经常把鼓励出口作为其赶超的一个阶段。但由于采取的是扭曲价格和汇率,以及直接补贴的办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经济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最近一些经济研究也发现出口比重和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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