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限论

(一)理论内容

1968年，正当发达国家陶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在罗马召开会议，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会后组建了一个“持续委员会”，以便与观点相同的人保持联系，并以“罗马俱乐部”作为委员会及其联络网的名称。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其宗旨是要促进人们对全球系统各部分——经济的、自然的、政治的、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人们制定新政策并采取行动。

197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依·福雷斯特尔(罗马俱乐部成员)教授出版了《世界动态学》一书。书中总结了他对发起用计算机的方法来分析全球性系统的首批模式所作的贡献。^[3]同年，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教授丹尼斯·麦多斯从事对人类长远发展面临的资源供给问题的研究。麦多斯于1972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 to Growth: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mankind)。在该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

1.经济增长因素及变化特点

麦多斯把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这五大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如人口增长拉动离粮食生产增长，粮食生产离不开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而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本存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同时形成更多的污染等，而且它们都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4]

麦多斯指出，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人类面临的第一个严重威胁。按当时世界人口每年2.1%的增长率计算，每33年世界人口会增加一倍，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的是工业产量的增长。一方面，人口的增长从需求和劳动供给两方面推动着工业生产的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的增长又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来源，它最终又制约着人口的增长。工业生产的增长，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有着日益加速的趋势，这导致了资源的加速开发和超量应用，使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日趋枯竭。例如粮食生产，首先会遇到的是土地资源问题，全世界可耕地已有一半被开垦，而另一半的开垦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麦多斯指出，即使人们不考虑经济上是否合算，将所有的可耕地都充分利用，如果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土地需要量不变，从1970年起，40年之内就会出现可耕地严重不足的局面。即使土地的生长率增长4倍，这种危机也只不过推迟到21世纪中叶出现。仅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来考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突然终止都是不可避免的。其他资源的消耗也是一样，例如铬的储藏量按已知的可开采储量计算，全世界只有77500万吨，按当时(20世纪70年代)的消耗量足够维持420年。但铬的消耗随着经济增长每年平均以2.6%的增长率增长。这样，世界现有铬的储量就只够开采95年。假定尚未发现的储量为现有储量的5倍，也只不过将其耗竭的年限由95年延长到154年，铬的开采量最终总会下降到零。所有的不可再生性资源都会面临同样的结局。据麦多斯等人的计算，其中大多数会在100年内被耗竭。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是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的基本原因。

经济增长和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污染的日趋严重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吸收和消除污染的机制远远赶不上污染发展的速度，而且，多数污染一旦被人们认识到，往往就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即使人们可以在事后加以控制，但多数污染会在被控制住之前经历一个恶化的时期，此外，人类对有关污染的知识仍是相当有限的，对一些潜在的危害及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长期影响，几乎是一无所知。仅就现有的知识看，人类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眼前利益远非其在生态环境上失去的长远利益可比。

2.世界模型

麦多斯等人将前述五大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尽可能地数量化，并利用有关的全球性资料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然后用计算机帮助计算，并使模型所显示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一致，以保证该世界模型的可靠性。最后，再利用这个“世界模型”^[5]对未来做出预测。世界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世界现有的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世界将在未来100年的某个时间达到增长的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不可控制地突然下降，在公元2100年来到之前，整个经济已停止增长。”^[6]

3.技术进步不能避免增长的极限

人们通常认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一方面可以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使人类不断发现新的资源，使人类不断地摆脱现有资源储量的束缚。但是，麦多斯等人则认为，技术进步不能只用一两个指标或几个指标来概括，类似上述的笼统说法也不能对技术进步的实际影响作出任何符合实际的预测。对待技术进步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将每项或每一重要方面的可能的技术进步加入世界模型，来考察它可能对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例如，假定核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可利用的能量储量增加了一倍，同时回收技术的进步又使单位产品的能耗降低了1/4。这些数字并不是完全任意假定的，它们必须建立在对现有这方面技术发展水平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只有了解现有的各项技术水平才能对其可能的发展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不至于完全脱离实际可能性的估计和假定。在上述可利用能源储量因核技术进步增加一倍，单位产品的能耗因回收技术进步下降1/4的假定下，经济增长也不能避免最终出现的极限。至少，在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污染减少的同时，核污染会上升，同时全球性的热污染和农业污染则不会因此而停止增加。只要经济继续增长，这类污染就仍会以大大超过生态环境所能吸收的速度而日趋严重，控制污染的标准会提高，成本会以递增的速度提高，例如，制糖业消除其所排出污染物的95%所花的成本比消除污染物的30%的成本高出60倍。而事实上，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即使限制污染标准不断提高，也根本不可能使污染降低到大自然可自行消除的程度。这样，经济增长迟早要被污染的极限所阻碍，从而会停止下来。如果强制使污染的标准提高到生态环境可自行消除的程度，经济增长也会因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投入赶不上损耗而最终停止下来。

麦多斯等人将可能出现的各主要方面的技术进步(包括农业、能源、节育技术等)纳入其世界模型后得出结论: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仍旧持续下去，土地资源的严重不足和粮食产量的严重不足就不可避免，资源的最终枯竭和污染的日趋严重也不可避免。所以，单纯靠技术进步不足以避免增长的极限。即使“尝试对技术产生的利益予以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能防止人口和工业的最终下降，而且世界体系在2100年以前必然崩溃”。^[7]

4.从经济增长走向全球平衡

麦多斯等人认为，单纯靠技术进步不能避免增长的极限;单纯靠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从而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即保持世界人口不变)也不能避免增长的极限。

麦多斯等人将人口的零增长假定纳入其世界模型，而经济增长假定依旧如故。这样，人均产量或实际收入虽然会大幅度提高，但资源的枯竭依旧不可避免，工业最终仍会面临崩溃，增长的极限仍旧会出现。可见，关键在于放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要放弃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就必须改变追求更多物质生活的价值观。

麦多斯等人在其世界模型显示的各种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可以避免最终经济崩溃的经济发展模型。这一经济发展模型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人口必须保持不变;二是资本存量保持不变，从而使传统的以资本增加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不再发生。而这又必须以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为前提。这样再加上技术进步的因素，就可以使世界进入一种平衡发展的稳定状态。他们假定，如果从1975年起，使人口出生率等于该年预计的死亡率，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使投资率等于折旧率，实现资本存量零增长;并且靠技术进步将资源消耗降低到1970年的1/4，将污染也减少到1970年的1/4;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相当高的长期稳定的世界经济系统。这时，资源的消耗会非常慢，以致可以实现全球的均衡状态。

麦多斯等人认为，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向全球性平衡发展的“世界平衡”系统必须及早着手，否则就有可能错过避免最终出现崩溃的机会。因为人类降低出生率直到其与死亡率相等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在二者相等以后，还需稳定一段时间，使旧的资本增长方式停下来则需要有一段产业结构调整，甚至人们价值观念调整和政治调整的时间。在这期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会持续。如果人类着手摆脱旧的增长方式太晚，就可能在尚未实现“世界平衡”系统之前出现经济崩溃。人类一天没转向世界平衡系统，就会向增长的极限接近一步。

(二)对增长极限论的评价

由于“增长极限论”涉及人类的未来，而“世界模型”的结论又如此悲观和耸人听闻，所以《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一出版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增长极限论”首次唤起人们对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反思，是对片面强调物质财富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挑战，使人们日益重视经济增长造成的种种不良社会后果，从而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加以纠正，甚至重新考虑经济增长的目的，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全面、更具长远观点的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增长极限论”也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除去对其世界模型及其使用资料较具体的一些批评以外，最多的批评之一是该理论低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技术进步并非像麦多斯描述的那样无能，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能源和新材料，其中有些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资源以及天体引力造成的潮汐能量等同传统的能源相比无论在来源上和储量上都有着质的区别。科技的发展已经将人类引向太空，它已向人们显示出人类摆脱地球传统资源束缚的可能性。此外，现有的经济增长也不是照旧有模式进行的，世界的经济增长已经显示出朝着低污染、低能耗和高技术的方向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本身也在发生着一些重大变化。内涵式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流，人们更重视的是投资的质量而不是其数量。而且，人类社会纠正经济增长中各种失误的能力也被“世界模型”在相当程度上低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许多全球性保护生态环境的条约和措施正在发挥着作用。尽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麦多斯提出的人类面临的五种严重趋势都很重视，但持同样悲观态度的人却很少。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提出“增长极限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发展问题。人们认识到，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是无法也不能推广的。在这个模式下，少数人消耗大部分资源，而大多数人则实际上被剥夺了发展的机会。如果全球人口都按这种模式生产和生活，人类社会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耗尽一切不可更新的资源，同时使污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也将迅速走向死亡。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开始重视发展的持续性，希望能找到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

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中设计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全球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会议号召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