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就业理论的发展

就业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将就业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来研究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开始的。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充分就业”理论

最初的就业理论是以萨伊、庇古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充分就业理论，以萨伊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崇尚自由竞争理论。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即产品供给的同时会创造出对产品同量的需求，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任何生活水平上总是相等的，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物价和工资可能随需求而自由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趋于充分就业，这种学说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这也是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基石。按照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只要社会竞争充分，劳动力工资富有弹性，劳动供求关系就会最终处于均衡状态。因为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取决于实际的工资水平，劳动的需求与实际工资水平具有反相关性，而劳动的供给则与实际工资呈正相关性。只要没有外力干预劳动市场和劳资关系，工资就会具有弹性，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总能引导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社会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大量的、长期的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33年出版的《失业论》中提出决定就业量的两个前提:一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二是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的效用恰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应，该前提决定就业的供给量。庇古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上，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量。由于货币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就会出现失业，货币工资会自行调节下降，工资的下降会使厂商成本下降，刺激他们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就业和产量增大，达到充分就业。

庇古否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上存在大量失业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失业是自愿的、暂时的和少量的，只能看做是“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庇古也认为，如果任何工人要求发给的工资率人为地高于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时所得到的工资率，那么在完全静止的情形下也会发生失业现象。这两种失业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都是短期的或局部存在的，问题必然能通过市场而得到解决。只要不存在工资的刚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失业和萧条状态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工会和劳动者人为地阻止货币工资的下降。因此，他们认为解决失业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

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1923—1933年的失业人数高达3500万人以上，企业开工不足和大量工人失业成为普遍的现象。经济危机打破了人们传统的看法，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萨伊定律的正确性。面对经济萧条和就业严重不足的现实，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对传统就业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能否达到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包括两部分，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般情况下，自由竞争的经济体系总会使有效需求不足，并不能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对此凯恩斯也解释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他得出结论: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因此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与古典经济学派相比，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能通过市场作用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因此，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其核心是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从而实现提高就业的目的。

(三)新保守主义就业理论

凯恩斯的学说一度成为资本主义解决就业问题的一剂良方，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的学说亦开始变得束手无策。

同样是面对“滞胀”问题，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误区，“滞胀”问题完全是盲目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的恶果。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实际工资率是有伸缩性的，主要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影响，较低的失业率水平是劳动力需求过量的迹象，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上升，失业水平较高则表明劳动力供给过量，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下降。但是，无论失业人数如何变化，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将被排斥在就业之外。由此，该学派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是一种不可逾越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自然失业率”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始终存在的。根据上述解释，弗里德曼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政府颁布最低工资的法令，他认为工会是一种阻碍就业扩大的垄断力量，应该设法减少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对政府也是如此。他认为要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稳定，金融当局应当遵循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实际增长率保持基本一致的原则。同时，政府还应当对劳工市场的工作加以改进，如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和限制，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等。

20世纪70年代，以阿瑟·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从供给方面寻求医治“滞胀”、就业不足等问题的对策，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为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价格论。在供给学派看来，只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经济体就决不会陷入严重而持续的购买力短缺和就业不足的困境，因为生产(即供给)会自动地将必要的资金转移到生产者手中，一旦产品滞销，价格会自由下跌直至达到市场出清为止;并且，产品滞销现象的存在同时意味着社会资金节约、储蓄正在增加，从而迫使利率下降，推动投资上升，任何形式的经济低迷都会被自动投资所抵消，严重的失业问题不会长期存在。现实中之所以产生高失业现象，其原因并非完全是由于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执行高税收、高失业津贴和最低工资法等违反市场规则的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自由价格论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手段;主张应当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中的失业保险津贴，严格规定失业救济的发放条件，停办公共服务就业计划，取消最低工资的规定，以调动和刺激劳动供给的积极性;同时，减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

合理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卢卡斯、约翰·穆斯等。合理预期学派否认了非自愿性失业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失业作为一种实际的经济变量，是由诸如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生产技术条件、经济技术结构等实际因素决定的，而与货币数量和货币数量决定的价格水平没有关系，与总需求的变动也没有必然联系。总需求的波动虽会引起产量变化和就业波动，但在长期内，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中，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将会被抵消，从而将形成均衡的产量、就业水平，此条件下的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合理预期学派深化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他们把理性预期假说引入到对就业理论的分析，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依赖于人们对工资水平的理性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可以合理预期工资水平和实际就业水平，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预期提供劳动的。合理预期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关于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政策无效论”，认为现实的市场类型属于完全竞争形态，政府干预政策必然有害或者无效，是一种较现代货币主义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因此他们提出了政府不干预的就业政策。在就业政策方面，合理预期学派也主张“无为而治”。具体包括:一是反对政府通过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来提高产量和增加就业，反对把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主张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然水平;二是主张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取信于民，同时让市场自动调节。这样，可以弱化公众的合理预期，增加产量和就业，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受到新保守主义学派的批评和挑战，并从主流正统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在此基础上，以詹姆斯·托宾、杜贝生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开始重新审视市场作用，对失业、通货膨胀并发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并代表了西方就业理论的最新发展方向，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在他们看来，产业结构、地域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是引起劳动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原因，直接表现在一些行业和地区工作岗位空缺与社会上失业并存的局面;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组织的强大力量使得工资水平只能看涨不能下调，这样就形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压力。

20世纪80年代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戴维·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提出了工资粘性理论。此理论认为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工资上升容易下降难，当社会有效需求减少，从而劳动需求减少时，现实社会不可能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扩大就业，工资就具有稳定性或者称为工资粘性，工资不再随经济形势变化和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事实上造成劳动价格的调节失灵，因此扩大就业就成为鞭长莫及的事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