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结构被称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自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其不仅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性问题。与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不同，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而最终需求制约中间需求，若最终需求增长的速度滞后于中间需求，其结果将导致中间需求难以持久，最终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是最持久和最稳定的方式。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需求结构最显著性特征便是投资率持续上升而消费率逐渐下降。就消费率而言，我国1990年为62.5%，2000年为62.3%，2005年为51.8%，2007年为48.8%，2008年为48.7%。同时，投资率却很高:1990年为34.9%，2000年为35.3%，2005年为42.7%，2007年为42.3%，2008年为51.3%。[2]无论是在高收入国家，还是在低收入国家，我国这种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现象皆很少见。就最终消费率来看，在高收入国家，2002年日本为74.4%，美国为86%，法国为78.9%，德国为77.9%，意大利为79.9%，英国为86.6%;2003年低收入国家为79.7%，中等收入国家为71.7%，中低收入国家为72.8%。很明显，中国的最终消费率远低于很多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以上。就投资率而言，2003年，低收入国家为22.7%，中等收入国家为25.3%，中低收入国家为24.9%;2002年，高收入国家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0.7%，其中美国为18%，法国为19.2%，意大利为19.6%，德国为17.9%，英国为16.3%。[3]很明显，我国的投资率远高于很多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以上。2000—2008年，中国投资率累计上升8.2%，而消费率则下降13.7%。虽然日本、韩国等国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当时的水平，持续的时间也明显长于这两个国家。[4]由于消费率低，我国不得不依靠外需来“稀释”过剩的产能，而这导致经济运行的风险大大增加。
鉴于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理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为此，应做到: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要加快解决不同分配对象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改变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特别要完善分配制度，加大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和福利待遇的调控;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是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方面;四是加快发展旅游、文化、非学历教育、艺术爱好培训等服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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