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两通开发”在实现湖北省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1985年2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公布，为制定湖北省经济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加深两个重大理论突破的认识:“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的长期方针”。在搞活企业、搞活流通、搞活经济上面做文章，大力促进商品生产，满足人民需要。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搞活流通是搞活企业的客观条件，搞活经济是着眼点。只有经济搞活了，才能够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提高经济效益，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要做到三个“搞活”，必须按照决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影响，继续调整政策。

三个“搞活”与“两通”关系密切，企业要搞活，经济要搞活，一要搞好交通，二要搞活流通。交通搞活了，产品才运得出去，需要的商品才运得进来。流通疏通了，产品才能变成商品，商品价值才能实现，才能使湖北富起来，变贫穷为富裕。

广义的“两通”，包括商品流通、物资流通、技术贸易、信息流通、金融流通、邮政电信、交通运输等。“两通”是联系生产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本省与外省、国内与国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商品流通是血液循环，交通是血管，抓交通促流通，抓“两通”促生产。薛暮桥同志在《振兴上海经济的战略方针》中指出:上海要完成翻两番的任务，必须要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他说，“我理解第三产业主要是金融、贸易、交通、信息等行业，”薛暮桥同志讲的第三产业，与广义“两通”内容基本上接近。上海已经认识到振兴上海，要发展包括“两通”在内的第三产业。湖北要振兴，也要发展“两通”。

发展商品经济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各个企业必须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必须有活力;二是要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第二个条件的具备有赖于“两通”的迅速发展。历史上，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从而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现在，“两通”的发展，既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完善过程，也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批发与零售商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扩大商品交换。信息、广告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快传递市场信息，促进商品流通。咨询业的发展，有助于企业正确决定投资方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银行、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为企业发展商品生产，融通资金，分散风险。

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阶段，它把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联系起来，成为生产和消费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产环节。流通的出现，是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流通把交换过程分解为卖和买两个独立的行为，发生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的背离;在社会大生产的条件下，流通又把买和卖联结起来，成为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有社会分工，就会有交换;有社会化大生产，就会有流通。社会化大生产使流通与生产成为同等重要的问题。恩格斯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产生企业内部联系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流通联系的问题。千万个企业通过交换各自生产的产品而发生经济联系，通过流通而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组成为社会经济。

我国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已经到处发生“卖难”、“买难”、“行路难”、“运输难”等现象，几乎有目共睹，却偏偏有人视而不见，仍然片面强调生产，不禁使人想到宋朝程朱理学的问题，当时以空谈程朱理学为光荣，以研究实务为耻辱，结果使宋朝经济长期不振。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水平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关于是否应该重视流通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孙冶方同志早就对“无流通论”、“自然经济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作过深刻的分析和评论，在理论上讲得很清楚了。中国的“两通”比印度还落后。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仅占就业人口的15%左右，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约占20%，印度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口的2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0%。我国的“两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经商，这是因为:第一，现代企业的生产，并不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全世界。市场与商业活动，决定着企业的兴衰。第二，商业活动是从横向沟通企业与企业、行业与行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品和信息的交换和交流。第三，在“左”的影响下，过去忽视“两通”，现在需要补课。“两通”上去，才能使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

一、从宏观指挥的“决策”选择必须抓“两通”

从宏观的指挥上，是采取各自为战，还是协同作战的方案?湖北的经济优势主要有:拥有江汉平原——是粮、棉、猪、蛋产区;拥有大量湖泊——是全国著名的淡水鱼区;拥有大片山区——土特产丰富，历来为出口的主要物资;拥有以武汉为首的大中城市——为全省奠定了工业基础;交通发达，水运条件优越，有以武汉为中心的“九省通衢”，北有华北、华中陆路交通要冲的襄阳，西有焦枝、枝柳铁路交会的枝城;还有沙市、宜昌等中等明星城市;等等。湖北省的这许多优势如何发挥?是采取择优发展，各自为战，发展成为:江汉平原农副产品经济区，大片山区土特产经济区，武汉、黄石、十堰、襄樊、沙市、宜昌独立体系的工业经济区，武汉、襄樊、枝城三足鼎立的三个交通枢纽经济区?还是根据各个地区的优势，以武汉为中心，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内联华中，外通海洋，在统一的经济战略意图和计划下，各个经济区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农林牧副渔紧密结合，工农商交紧密结合，采取相互支援的行动，在发展经济战略思想上的统一，在利益上的均沾，在指挥上的协同作战?哪一种经济战略方针最能够把湖北省的经济尽快搞上去?两个方针比较，似应以协同作战为上策。为什么?因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出现了竞争，封闭型经济的老一套办法不行了，产品要找销路，用户有选购的自由，适销对路、价廉物美的产品才吃得开。怎么办?竞争必然趋向联合，只有组织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各个经济单位的优势，提高经济效果。要发展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联合，必须加强“两通”，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商业，发展全社会的商业，不仅发展纯粹商业，而且要发展工业部门的商业、农业部门的商业，沟通供销，沟通商品信息，推动商品生产发展，形成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格局。发挥湖北经济优势，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都需要“两通”先行，加强“两通”基础设施，如交通、电信、码头、仓库、能源、客商旅居生产条件，要求交通四通八达，电信畅通，商品渠道畅通，金融调度灵活，如果不从总体上以“两通”为桥梁和纽带来考虑战略方针，而是从各个经济区来考虑制度战略规划，即使这个经济区的优势再大，也只能把一个点搞富起来，而不能富一片。

二、按大市场观念组织商品生产，就要大力发展城乡、地区、省内外、国内外之间的“两通”

按照市场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其重要性已逐渐为人们认识。但是，按多大规模的市场需要来组织生产呢?是按照“小市场”组织商品生产，还是按照“大市场”组织商品生产?哪一种方案，对湖北经济发展最为有利?

所谓小市场是指地方市场、各个经济区小市场、以县为单位的市场，以及乡镇市场。所谓大市场，就是以经济发达的武汉为中心，带动全省的中小城市，再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带动农村，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各种类型、多层次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真正做到既分工，又协作，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就这两个方案比较，按小市场的市场需要来规划发展商品生产，起点低，发展前途小;按大市场的市场需要来发展商品生产，起点高，发展前途大。制订湖北经济发展规划，要着眼于大市场，以大市场需要来考虑发展前途。鄂西大山区要靠当地粮食做到自给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以利川县汪营区齐岳山而论，当地群众说:“齐岳山上雾腾腾，一阵冷风吹死人，过路罩子天天有，柴如煤草水如油。”像这样的大山区，亩产包谷一般只八十多斤，山上种粮食显然不合算。如果瞄准大市场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两通(交通和流通)，运多种经营的产品出山，运粮食进山，很快会使山区农民富起来，神农架有十个农民办了一个小厂，用香菊提炼香精，一年收入三十万元，即使拿一万元从平原地区换粮食回去吃也是划算的。山区的根本问题是按照大市场需要发展多种经营。江汉平原的粮产区也是要按大市场的需要发展粮食生产，面向市场，以优质取胜，印度的优质米一斤一元二角，一斤优质米相当于八斤普通米价，如按国际市场需要，生产优质米出口，串换小麦进口，对我国大为有利，因为国际市场价格，稻谷比小麦贵，而我国是小麦比稻谷贵。小农业要跳到大农业，大农业要跳到大经济，必须要按大市场的需要来发展商品生产。

如果是按照大市场的需要来制订发展规划，在战略方针上就应该采取加强“两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大力发展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不仅是国内交流外叫内外交流，山区和平原也叫内外交流，把眼光放在大市场的需要上，对“两通”的问题就可以想通了。马克思在论述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I(v+m)与Ic相交换，I(v+ m)则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能否相交换，“这个要素却存在Ic中”而I部类内部的交换，la(必要生活资料)和Ib(奢侈品)则取决于Ia。如果la不足，可以发展Ib出口，换回la，或者用I部类的产品出口换回la，“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山区对平原、省内对省外，国内对国外，着眼于大市场的需要，都要重视对外贸易的“补救作用”。

三、发展“两通”是促进农村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需要

湖北省农村经济经过改革已获得初步胜利，连续几年取得丰收，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多种经营收入、乡镇企业产值都进入了历史最高水平，百业升腾，经济活跃。但是，与先进省比较，与“翻两番”的要求比较，则湖北省农村经济存在三个问题:多种经营落后;山区经济发展缓慢;乡镇企业基础差、产值低。198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三百零九元八角，湖北农民人均只有二百九十九元二角。大好江汉平原，“湖广熟，天下足”，这么好的地方把农民的收入抓上去是很有条件的。如何治穷，关键在于发展商品生产，同时要加强“两通”，才能把产品送到遥远的地方，才能增值。一斤柑橘在产地不过三角，到了武汉变成六、七角，送到青海、宁夏则值钱更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发展农村经济五大支柱:粮食、多种经营、社员家庭工业、乡镇企业、地方工业，都要以“两通”为条件，“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现“两个掉头”、“三个转化”，农工商三个字是紧密相联的。农村内部实现“两个掉头”;把种植业“大头”变“小头”，把多种经营“小头”变“大头”;工业由“小头”变“大头”，农业由“大头”变“小头”，才能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要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必须实现“三个转化”;使农村由自给、半自给性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使乡镇企业由面向农村自给性生产，转向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转化;使乡镇商业由封闭式、分配型流通体制，转向开放式、经营型流通体制。应该看到当地产品销当地只是扩大了的自给性经济，当地购买力是有限的，将产品送到外地就值钱了。江汉平原种藕，产地每斤值一角多，武汉不过两角，送到北京值四角多。

农工商要重视“商”，这是返富于农民的重要途径。因为工农产品在价格上的剪刀差，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使历史上的剪刀差缩小了，还会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的不同，价格管理上的原因，发生新的剪刀差。历年来，国家征收农业税是很少的，农民上交给国家的贡献大部分来自工农价格的差别，农民“上交”利润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营商业经营工农产品实现的商品价格。如果，粮食由农民精加工、深加工，由农民实现粮肉转化、粮蛋转化、粮奶转化、粮禽转化、粮鱼转化，并由农民用各种形式参与商品流通，工农剪刀差就有可能使一部返富于农民。

逐步缩小剪刀差，是一切在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过去，我们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工农产品销售价格的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对缩小工农剪刀差起了很大作用，但有后遗症——购销价格倒挂，财政负担过重。如果由农民参与商品流通，既可减少购销价格倒挂带来的问题，又可以使一部分工农差价返富于农民，是比较可取的政策，为了返富于农民，必须大力发展农商分工结合的多种组织形式，这些形式是:农商各自独立，从外部密切结合，商业引导农民、促进农业发展商品生产;建立乡、大队、生产队三级独立的商业经济管理机构，发展社会商业;除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主渠道外，还要大力发展国营工业、集体工业企业自产自销门市部，其他单位、部门兴办的商店、集市贸易、小商贩等多条流通渠道，把农村经济搞活;横向联合，组织综合性的农工商联合经济组织;纵向联合，组织专业性的农工商联合经济组织;多种形式联合，建立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供销社或乡办商业为依托，成立农副工业生产综合服务中心;以供销社为依托，建立供销社系统经济联合社，办成代表农民的集体商业系统。

加强“两通”，是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的要求，要求把农村商品流通搞活，以实现商品价值，满足市场需要。对于那些至今仍然供不应求的农产品，更要通过搞活流通去引导生产、促进生产，进一步搞活农村商品流通迫切要求交通运输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同时，要发展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等建设，这是搞好农村商品流通的一项必要措施。

四、加强“两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武汉中心城市的优势主要是:工业优势、交通运输优势、商业外贸优势、科技优势。四大优势中有三大优势属于“两通”(交通运输、商业外贸、技术贸易)。所谓经济中心主要是贸易中心。发挥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作用，它的实质在哪里?是要带动周围农村和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就生产领域而言，它的经济活动可以分散在各层次的经济区进行，这样有利于发挥各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工业生产，先进地区可以到后进地区去办工厂，有利于促进后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避免大城市工厂过度集中发生人口膨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流通则不同，各个经济区的产品要求有贸易中心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百货卖百客”，各种不同的商品寻求不同的买主和卖主，在大规模的城市市场比小规模的地方市场更容易把商品卖掉。城市的发展要以商业为条件，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首先要从贸易开始。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在这限度内，也是一件不说自明的事情。”

为了充分发挥武汉中心城市的作用，应该将武汉开辟为经济特区。在四个经济特区，一个海南岛，十四个开放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武汉市。武汉在20世纪以来，长期居全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近年来，进出口贸易大大落后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的对外出口与所处的出口地理条件不相适应，与工农业生产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不相适应，与先进省比较差距大。从四个经济特区，一个海南岛，十四个开放城市的经济情况看，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对外开放，因而有利于吸引外资，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武汉如果不办经济区，不仅会落在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后面，而且会落在大连、青岛的后面。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内地的开发，不能搞人为的“阶梯论”，应该有条件的就“同时开发”。等沿海先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后，再来开发内地，这样全国的现代化要推迟很多年。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走出新路子，即“因地制宜，多头开发”，以加快土地占全国80%的内地的发展，否则我们党中央关于尽快实现现代化的英明决策就难以实现。沿海开放，武汉更应开放，而且开放的条件有些方面(市场、原料、劳力)比沿海更好。将武汉列为经济特区，作为“内地开发中心”，以促进周围各省和西南、西北广大地区的发展，这是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搞活长江中上游，搞活汉水流域，搞活湘、资、源、澧四水，搞活重庆、汉中、安康、湖南、河南以及江西、安徽的一部分，还关系到上海成为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的问题。如果没有武汉这个“内地最大的国际经济贸易中心”作后盾，上海也上不去。上海第一，武汉第二，唇齿相关，这是历史。仅仅上海开放，武汉不开放，只能把长江下游搞活，长江中上游仍然是“静静的顿河”。

从可行性看，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划出一定范围，作为经济特区，采取特殊政策，吸引外商和外贸，以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在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办了，他们的经济特区的形式很多，有的叫“自由港”，有的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特区”等。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设置了七十三个自由贸易区，遍布全国三十个州。武汉有条件划出一定范围作经济特区。武汉可以利用长江河道整治后扩大的土地面积，将以黄浦路到阳逻一带开辟为武汉的新市区，作为今后的经济特区，在繁荣的大城市中能开辟出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别的城市都没有这样优越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引进外资就有了地点。再说这一带是理想的经济特区，因为紧靠长江，阳逻水深港阔可停靠万吨以上轮船，可以直通海洋，交通方便。现在就应立即动手进行招标，集资建新武汉市区，建设武汉经济特区。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按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国际上的经济需要加强联系而不是割裂，对外开放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邓小平同志在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上指出:“我们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最少五十年至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是变得更加开放。”^[2]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的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逐步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开放型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武汉对国内已经敞开，现在继续发展就是对外开放，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结合起来，建立内地的国际贸易中心。

把武汉开辟为经济特区，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主权，这一点已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试点所证明。现在我国的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是有区别的。旧中国的租界，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形成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所谓租界，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强迫划出的一块地方，在这区域内，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是“国中之国”。现在，我国兴办经济特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维护我国主权的基础上，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济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在这里完全行使主权，一切外国人在政治上没有特权，这和丧权辱国的租界完全是两回事。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时指出:“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3]将武汉办成经济特区，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直接领导下进行，有党的领导，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并将会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对内地的开发，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带来好处，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

五、为了搞活湖北经济交通必须先行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客运量和货运量日益增长，交通运输日益显得重要，要搞活湖北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先行。

湖北现在是“有路路不通”，武汉至厦门、武汉至青岛航班不能直达，火车客运不能直通，要经过上海中转或别的地方中转，旅途不便。武汉至重庆水路客运紧张，武汉至北京、武汉至广州、深圳铁路运输紧张。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武汉至厦门、武汉至青岛航班必须打通，武汉至上海、广州、深圳、西安、重庆等地的航班必须发展，客运和鲜活商品运输主要靠航空。要大力开展武汉与香港之间的航空货运与客运以及与日本之间的航空旅游，如在日本→武汉→葛洲坝→三峡之间搞航空与水运联合三日游，可以吸引大批游客。要有计划地兴建武汉→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的高速公路。一条高速公路的货运量相当于五条铁路的货运量，用以发展武汉、湖北、华中各地与北京、广州、深圳之间的商品交流。

湖北最大的优势在水运，而现在没有充分发挥水运优势。长江和汉水加起来的货运量远远落后于莱茵河。莱茵河是欧洲大河之一，源出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西德、荷兰，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全长一千三百二十公里，流域面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从巴塞尔起可通航(886公里)，中下游工业城市密集，货运量居世界首位，巴塞尔是瑞士第二大港，是莱茵河的重要河港，瑞士对外贸易货运量的五分之二经过这里。莱茵河只相当于汉江，但货运量比长江大几倍。

“汉江”和“长江中游”流域基本上在湖北境内，如能充分发挥作用，对搞活湖北经济将带来很大利益，并对四川、湖南、陕西带来好处。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源出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历史上为安康一带土特产的通道，继续经过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武汉入长江，长一千五百三十二公里，水量丰富，流域面积十七万四千三百平方公里，大量物资均可经过汉口出口。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中游全长一千公里，流域基本上在湖北境内，水深江阔，水势平稳，非常便利航运。武汉以下常年可通五千吨轮船，每年7～9月可通万吨海轮，武汉以上可通行千吨以上轮船，上海运往长江上游的物资和长江上游运往上海的物资有部分在武汉中转。上海与河南、上海与湖南北部的物资交流，经过武汉中转。开展水陆联运，比铁路运输便宜，特别是轻泡货物的运费，水陆联运比铁路运输更为便宜。

大力发展内河运输有很多优点，内河运载能力大，一条江的运载能力抵十多条铁路。适宜运大件。运送二三百吨，三四十米长的大件，用驳船装运比较方便。耗能少，占地少，经济效益高，内河顶推船队的单位能源消耗为铁路的50%，公路的20%。如何发展湖北内河运输，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整治内河航道，使之连成水网，实现干线水网化;第二，积极吸引投资，或发行债券，利益从优，兴建或扩建港口，大规模兴建大中、城市深水泊位，以适应大船停泊的需要。湖北广济县和江西瑞昌县，分别集资，准备在各自的码头上兴建汽车渡口。胡耀邦同志说:“这个办法很好，这就是开发长江。”“长江从西到东，是直向交流，在两岸搞轮渡、汽车码头，是南北横向交流。这样搞，经济就活了。”“长江从宜昌以下至上海，按照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该设多少港口、码头，要有一个全面考虑。”第三，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经营运输。

加强交通开发，是开发山区的关键。山区地域宽广、资源丰富，山区面积占湖北全省总面积的56%，而农业产值占全省24.6%，经济落后，与交通闭塞、流通阻塞有很大关系。湖北省二十三个经济不发达的县，交通都不发达，主要靠公路，而且公路少，质量差，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只有二十二公里公路，而且50%以上是简易公路，其中;鹤峰、竹山每百平方公里仅有十三公里公路。大部分县有一半以上的生产大队不通公路，物资交流靠肩桃背扛，已通公路的大队多为等外公路。晴通雨阻。为什么工业品越到山区越贵，农产品越到山区越贱，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运费占的比重大，一斤盐武汉卖一角五分，恩施卖一角七分还是照顾，按进价加运杂费成本高到二角二分。要改变山区经济落后，必须大力发展交通。可以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兴修公路。山区交通不发达，平原地区有粮食运不进山，山区的土特产的收购价也难提高。

要重视修桥补路，修通“断头路”，形成跨省、跨地区、跨县的交通网络。大力生产农用汽车，修造大量小机帆船和驳船，有条件的话，还可多造一些江轮和海轮，以利水陆运输通江达海。

(与肖国金合写，原载自《商业理论与实践》1985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2]《经济日报》1984年10月8日。

[3]《瞭望》杂志1984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