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粮食进出口贸易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粮食贸易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粮食国际贸易的格局及其形成原因方面。Caves R.E.和Pugel T.A.（1982）采用北美谷物出口协会成员国提供的数据，对Caves（1978）所提出的关于粮食贸易市场结构和竞争情况的命题进行了检验。结论显示，在确保规模经济和非竞争性行为无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粮食贸易的大型骨干企业之间的竞争性行为表现出协调性。Nick Butler（1983）认为，粮食国际贸易规则的控制不力，加重了因恶劣天气、病虫害等影响下的粮食贸易不确定性对相关国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还从各国政府赋予农业部门的特殊重要性、相互间共同利益的缺乏以及主要谈判国对当时规则的接受度三方面分析了粮食贸易自由化受阻的原因，并对建立能减少补贴战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粮食贸易新规则的途径进行了解释。Valluru、Siva Rama Krishna、Peterson和Wesley （1997）结合HeckscherOhlinVanek（HOV）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法规对粮食国际竞争力及国际粮食贸易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要素禀赋能较好解释粮食贸易格局的形成，环保法规对粮食比较优势的影响不显著。Mercier S.（1999）分析了世界粮食贸易的增长。世界粮食贸易量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已由18世纪的不足0.03%上升到了20世纪末的10%以上。他认为，粮食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信息技术发展给买卖双方信息沟通带来便利所致，进入21世纪后粮食信息需求的持续增长将威胁已有的基础设施。Raj Patel（2008）深入分析了世界粮食贸易体系中不同主体的状态，即美国的国家意志和力量、国际金融大鳄、世界粮食巨头主宰着世界粮食贸易体系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主宰着发挥权利的国际通道，粮食生产国的农民、粮食进口国的消费者则分别是粮食原料品种与收购价格、粮食产品种类与消费价格的被动接受者。Mitchell Andrews、Hamid Seddighi、Simon Hodge、Bruce A.McKenzie 和Shyam S.Yadav（2010）对豆类粮食产品的国际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他们分析比较了世界各国2001-2007年主要豆类粮食作物的进出口数据，结论认为，豆类粮食的主要出口国为发达国家，前五大出口国分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和土耳其；前五大豆类粮食的进口国分别为印度、西班牙、埃及、孟加拉国和比利时。Marc Sadler和Nicholas Magnan（2011）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受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缺乏的严重制约，加之人口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粮食需求的增加，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粮食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他们还从粮食供应风险、交易对手履约风险、价格风险等方面对粮食进口大国可能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战略选择。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Anonymous（2011）指出，三大粮食产品（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世界贸易量在近20年内可能增长50%。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期世界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较大规模增长，届时小麦贸易量可能有当前的1.24亿公吨增至1.9亿公吨。钢铁工人联合会还预计玉米和大豆将有类似增长。Elena Lioubimtseva和Geoffrey M.Henebry（2012）从制度变迁、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等角度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在未来几十年里对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产生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

2.国内研究

（1）关于粮食贸易格局的研究。

国内关于世界粮食贸易格局的研究也相当丰富。温思美、庄丽娟（2003）介绍了14世纪以来谷物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即14世纪后，欧洲粮食贸易已具相当规模；15-16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粮食贸易中心；17-18世纪，美洲大陆成为世界谷物出口一方，欧洲、西印度群岛成为进口一方；二战前，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供应者，西欧则是主要的进口区域；二战后，美国仍是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其出口量约占世界粮食出口的2/5，其他较为集中的出口地有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以日本、中国、印度、韩国、埃及、墨西哥等为主。胡非凡、施国庆（2007）指出，2005-2006年度世界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阿根廷，大米主要出口国为泰国、越南、美国、中国、巴西，玉米主要出口国为美国、阿根廷、中国，大豆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巴西、阿根廷。他们采用净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专业化系数四个指标，对主要产粮国四大粮食品种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验证了上述格局，并得出粮食产品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美国和阿根廷。杨晓智（2009）通过对近20年来世界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情况的分析指出，世界粮价波动周期性明显，国际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供需基本面的变化。据他预测，短期内全球粮食供求有所改善，中长期内粮食需求增速要快过粮食产量及供给增速，全球粮食供求会长期趋紧。杨正兵、董葶（2009）谈到了当前粮食贸易格局的显著变化，即在国际粮食贸易的进一步整合过程中，传统的粮食贸易公司［如大陆谷物（Continental）、安德烈（Andre）等］或者转型或者关门，而拥有完整供应链系统的寡头公司［如邦基（Bunge）、嘉吉（Cargill）等］将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和国际影响力。封志明、赵霞、杨艳昭（2010）对1961-2006年间全球粮食贸易的时空格局和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受各区域人粮对比关系变化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粮食贸易格局中角色转换的影响，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在时空分布和地域格局上都有了显著改变。从粮食数量看，发展中国家已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出口贸易区；但从贸易额看，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全球粮食贸易净收益者的身份，发展中国家却依然维持着粮食贸易的逆差态势，且两者间的差距仍在扩大。刘忠涛、刘合光（2011）认为，北美和欧洲是世界粮食主要出口来源，2010年二者的粮食出口总量分别占世界出口总量的41.75%和17.81%；亚洲和非洲是世界粮食主要进口区域，二者的粮食进口总量分别占世界出口总量的48.58%和21.97%。他们还分析了1990-2010年世界粮食贸易格局的变化：北美出口份额缩小但进口份额扩大，亚洲相反；欧洲的进出口份额均有所缩小；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进出口份额则均有所扩大。余莹（201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近几年数据的统计得出，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国际粮食贸易的主要出口方，且主要粮食出口国基本就是美国、加拿大、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稻米出口国为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美国和越南。袁平（2013）对国际粮食市场与中国粮食贸易的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在国际粮源可获得性和国际购粮支付能力方面，中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空间和能力均很大。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的粮食对外贸易格局进行了研究。尚长风（2010）以1961年为时间界限，分析了该年前后中国粮食对外贸易的市场格局变化。以1961年为转折点，粮食进口由以前的临时性应急之策转化为长期的战略性举措，当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达580.97万吨，其中小麦进口量占到了世界小麦进口量的12.3%，进口来源也由之前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西方资本主要国家。乔娟（2004）以水稻、玉米和小麦为研究对象，选用1990-2002年间相关数据，运用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固定市场份额模型、显示性比较优势等指标，分析得出中国水稻国际竞争力较高、玉米和小麦国际竞争力很低。与之相符，中国在当时是世界大米出口主要地之一。庄丽娟、刁慕容（2004）对中国的谷物外贸格局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中国主要在国际市场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和玉米，进口来源主要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泰国和巴西，出口流向相对分散，相对集中在亚洲、非洲和东欧。穆丹、刘慧芳（2010）指出，中国“十一五”时期粮食进口来源国主要有美国、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澳大利亚，2006、2007、2008年中国从前三位国家进口的粮食量占粮食总贸易量的比例分别为43.05%、46.58%、53.89%。贾建华、贾蕾（2007）结合1997-2005年中国粮食进出口数据分析得出，中国粮食出口以玉米、大米和小麦为主，进口以小麦、大豆为主。郑少华（2011）认为，1995年之前中国从国际市场主要进口小麦，1996年以后小麦进口量急剧下降，大豆成为主要进口粮食品种，其进口量占进口粮食总量80%以上；1996年以后小麦进口量急剧下降，大豆成为主要进口粮食品种。2003年后，中国占世界粮食出口量比重缓慢下降，2007年仅为0.15%；进口量比重则不断上升，2007年达到最高值11.71%。刘林奇、曾福生（2013）通过对我国粮食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差距明显，这也是导致当前我国粮食贸易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

（2）关于粮食价格波动与粮食贸易的研究。

曾福生、高鸣（2011）以小麦进出口贸易为例，在价格弹性理论基础上，从进口价格弹性、出口价格弹性、进出口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四个角度分别对中、美、日1989-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美国小麦进口价格及日本小麦出口价格富有弹性，而中国小麦进出口价格都富有弹性；但中国小麦需求对美国小麦价格缺乏交叉弹性。包宗顺（2011）对1990年以来世界小麦、玉米、大豆、稻米的生产变动趋势、贸易变动趋势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及成因分别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前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并非生产失衡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炒作是关键因素；稻米价格波动最大，其国际贸易形势也相对较为严峻。孙林（2011）以大米为例，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2007-2008年粮食主产国出口限制对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特定时期粮食主产国的出口限制政策因影响大米主产国的贸易量而对国际粮食价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他认为，在区域合作框架范围内，通过区域内粮食主产国的磋商，限制粮食主产国出口限制政策的使用，是抑制国际粮食价格大幅波动的可选政策。王锐（2012）基于2003年-2011年8月的月度时间序列，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粮食贸易与国际国内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由于中国粮食进出口都不存在“大国效应”，所以中国粮食进出口并不能影响粮食的国际市场价格，但国际粮价和国内粮价的变动都会影响中国粮食的出口。他认为，中国可适当降低国内粮食自给率，加大粮食进口，以进一步利用国际市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王新华（2013）采用VAR模型对我国粮食进出口、国内粮价、国际粮价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粮价对粮食进出口的影响均较大，而国内粮价对粮食进口影响较大，但对粮食出口影响相对较小。

（3）关于粮食生产波动与粮食贸易关系的研究。

朱晶、钟甫宁（2000）采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了中国粮食生产波动与世界粮食生产波动的相关性，并从供应安全性和经济可行性两方面对利用世界市场稳定中国国内粮食供应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指出，部分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中国国内粮食供应的稳定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极低，而且还能使中国稀缺的耕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若中国进口粮食数量具备一定的可预测性，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则更趋于稳定。2004年，二人又对入世后中国与世界粮食生产的波动进行了比较。他们搜集了1978-2001年间中国和世界谷物产量数据，分别对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国内产量年度间波动与世界产量波动的相关性进行了测算，结论显示，两者波动的同步性不明显。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利用世界粮食市场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波动的可行性很强，中国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可以更大程度融入世界粮食市场。徐翔、孙文华（2002）以中国各年粮食生产经济波动为被解释变量、以滞后一年的粮食净进口额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影响显著，即说明当年中国粮食净进口的增加会显著导致下一年其粮食产量的增加。白石、梁书民（2007）较全面分析了世界粮食的供求形势与发展，他们认为，粮食收获面积体现的是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单位面积产量综合体现的是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单产变化体现的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发展速度），粮食产量是收获面积和单产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均粮食产量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农业综合实力。综合起来，中国粮食生产并没有多大的自然潜力，但具备较高的粮食生产技术水平和一定的农业综合实力；中国粮食产业走出去适合选择粮食自然潜力大但生产技术水平不高、农业综合实力弱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中南美洲等。于浩淼（2010）对中国入世后的粮食生产与贸易情况进行了梳理，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粮食进出口逆转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粮食流通格局由“北粮南运”演变为“南进北出”是符合比较优势规律的，中国三大粮食品种（小麦、大米、玉米）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意味着中国一方面可以更充分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即调整农业结构、推广优质粮食品种的种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口弥补国内粮食生产资源的不足，从而获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粮食生产资源的高效配置。王士海、李先德（2010）以全球粮食危机为时代背景，介绍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他们指出，危机前，世界谷物产量整体增速放缓，供给偏紧；危机后，世界谷物产量及库存量均较高，供求形势相对宽松。但国内粮食生产经济成本和生态成本却不断上升，粮食进口量也在逐步攀升，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首先要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以保证口粮的基本自给，另外可适当放开玉米等饲料粮进口，优化粮食进口结构。李英、赵文报（2013）指出，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减弱，粮食继续增产难度与风险加大，粮食进口压力增加，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4）关于WTO规则与粮食贸易的研究。

余莹、汤俊（2010）认为，美国粮食战略以掌控国际粮食市场为目标，也由此主导了当前粮食国际贸易规则。在WTO自由贸易规则推动下，美国主导各成员方最终签订了WTO框架下的《农业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前者主要是通过“绿箱”和“蓝箱”政策留足了美国进行粮食补贴的空间，后者则为美国转基因种子及技术获得各国专利并在全球占据垄断地位扫除了障碍。另外，美国还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打击他国对其进行的粮食贸易管制。由于WTO中相关规则的定义、原则、适用要求的表述还存在漏洞或是含糊其辞，使得美国利用这一机制有不少的主动权。尤利群（2009）整理得出，自1995年WTO成立至2009年6月底，其争端解决机构（DSB）共受理了26件与粮食贸易直接相关的争端，而美国作为申诉方的就有9起，占34.62%，最终的判决也多数有利于美国。即使部分争端最终裁定美国败诉，美国也已利用从起诉到裁决这段时期所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打击了对方国家的相关粮食贸易管制。余莹（2011）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际粮食贸易规则的演进进行了重新解读。她提到，在经历了多边粮食贸易合同性质的小麦和谷物国际商品协定、关贸总协定时期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粮食贸易管制后，最终形成了WTO框架下以《农业协议》为蓝本的粮食贸易一般性规则和特殊规则。按照经济学原理，西方粮食大国作为出口方，不具有谈判优势，但他们却能利用其经济实力，灵活设置WTO谈判机制而制定对其有利的粮食国际贸易规则。但多哈会谈的跌宕起伏体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谈判集团之间以及集团内部不同取向的国家间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粮食国际贸易规则也并非完全能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唐锋、孙林（2013）分析了WTO关于约束粮食主产国出口限制措施的规定，指出受时代背景和立法初衷影响，WTO规则难免存在概念含糊、操作性差等缺陷，而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所进行的修正仍不完善，那么中国为保障粮食安全，应在谋求WTO体制改革时继续完善粮食出口约束机制，并利用区域合作机制等途径来应对粮食出口限制的发生。

（5）关于粮食贸易双边关系的研究。

李节传（2005）以20世纪60年的中加小麦贸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对中国和加拿大所产生的意义。对中国而言，中加小麦贸易不仅巩固了粮食安全，还促进了农业变革、外贸多渠道变革，并冲破了美国的经贸封锁，对促进中国重返国际社会、打破美国的政治独立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加拿大而言，一方面是消除了二战后加拿大小麦严重过剩的现象，重振了加拿大的小麦经济；另外也推动了60至70年代加拿大经济的持续繁荣。徐振伟、翟菁（2010）对20世纪70年代美苏粮食贸易进行了系统回顾，在介绍了70年代美苏粮食贸易的背景、两次购粮高潮以及1975年后美苏粮食贸易走向的基础上，运用双层博弈模型对两国粮食贸易相关利益集团的行为分析得出，美苏间的粮食贸易实质是一场关于政治的较量。70年代的美苏粮食贸易建立在两国势均力敌的基础上，但随着两种势力的变化，美苏间的粮食贸易形势也随之改变。潘洪亮（2011）通过对云南省粮食生产及边境贸易的调研和分析，总结了云南边境粮食贸易的主要方式，即边民互市贸易、罂粟替代种植产品回收和国家间正式进出口粮食贸易；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一是受相关政策限制，边贸难以形成规模，二是周边国家粮食上市时正值云南雨季，不利于贸易商收储，三是交通运输条件差，难以满足大规模粮食流通的要求。吕洵（2013）通过对200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对中国地缘政治安全和粮食安全有着重要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