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进口总量的模型分析

1.不同时间阶段的纵向对比

首先，根据表6.2所示的CMS模型一阶分解结果可以发现：在入世过渡期（2002-2005年），结构效应占24.89%，而引力效果则占55.92%，表明中国粮食进口增长呈较明显的引力强、结构弱的态势，即这一时期中国粮食的进口增长主要依赖于进口引力的增强；在波动徘徊期（2005-2008年），结构效应指数迅速上升，达到97.4%，而引力效应指数则急剧下降，仅占2.3%，表明结构效应对这一时期中国粮食进口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正向带动作用，受国内谷物类粮食进口需求下降的影响，引力效应对这一时期中国粮食进口总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极为有限；在快速增长期（2008-2012年），引力效应不断恢复，反弹至62.47%，结构效应也逐渐平稳，降为44.4%，表明这一时期结构的调整和市场引力的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粮食进口贸易的发展。另外，纵观三个时期，由结构效应和引力效应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二阶效应呈下滑态势，由第一时期的19.19%下降为第三时期的-6.86%，表明二阶交互效应对近十年来中国粮食的进口增长作用有限。

表6.2　中国粮食进口的CMS模型分解结果　（亿美元、%）

其次，由表6.2所示的二阶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进口结构因素、进口引力因素和世界总需求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我国粮食进口的波动。

（1）结构效应。增长效应是结构效应中对世界经济因素影响我国粮食进口波动的描述。在我国入世到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期间，随着我国粮食（特别是大豆）进口壁垒不断降低，世界经济的增长与世界粮食贸易的发展极大促进了我国粮食进口贸易的扩大，在2005-2008年期间达到了罕见的113.43%的贡献度；但随之爆发的金融危机震荡了整个世界，全球经济发展放缓，进口需求下降，增长效应急剧下跌至-2.9%，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粮食进口增长的速度。从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来看，两者在入世过渡期分别仅为0.03%和5.94%，影响甚微；在波动徘徊期两者又分别下降为-8.36%和-15.55%，进口市场与商品结构均明显恶化，粮食进口过多地集中在粮食出口供给慢于世界水平的地区和品种。我国主要的粮食进口伙伴为美国、巴西、澳大利亚、东盟等国家或地区，与新兴粮食出口国的粮食贸易偏少；我国进口粮食品种主要为大豆，大米、小麦、玉米等，粮食品种进口总量长期不足我国粮食进口总额的20%。进入快速增长期，我国粮食进口的市场结构与商品结构均得以优化，分别达到14.24%和4.11%。结构交互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为正值，且贡献度呈显著递增态势，并在快速增长期达到了28.95%，占据一半以上的结构效应，说明这一时期我国粮食进口贸易近1/3的增长是由市场结构与商品结构的相互作用效果带来的。尽管我国粮食进口整体上没有突出的市场结构效应与商品结构效应，但我国大米进口主要来自有地缘优势的东盟及周边国家，大豆进口主要来自世界大豆主产区的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具备较显著的品种结构与市场结构的进口结构交互效应。

（2）引力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调高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之显著不足的国内生产能力，诱导着各主要产粮国将越来越多的粮食出口指向我国。在二阶分解中，引力效应被进一步分解为综合引力效应和具体引力效应。在入世过渡初期，粮食进口市场的开放给世界粮食贸易大国们呈现出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粮食市场，63.48%的综合引力效应也印证了当时我国粮食市场对世界粮食出口的强大引力。但受大豆危机影响，我国大豆进口在2003-2007年间增长较为缓慢，而这一时期的大豆进口几乎占到我国粮食进口的90%以上，因此，我国粮食进口的综合引力效应也在波动徘徊期下降到了仅2.86%的水平。随着入世过渡期的完全结束，我国粮食贸易政策更为明朗，加之我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仍能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国巨大的潜在粮食需求再次吸引了世界粮食贸易国的粮食出口，进口综合引力效应迅速提示至101.43%，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我国粮食进口的最主要因素。就具体引力效应而言，其在三个时期内均为负值，且在快速增长期恶化至-38.97%，极大削弱了综合引力效应对我国粮食进口的促进作用，这也意味着我国明显缺乏对世界粮食具体出口国和出口品种的进口引力。

（3）二阶效应。在上述CMS模型中，纯二阶效应、动态残差效应分别解释了我国粮食进口引力的变化与世界粮食进口需求规模的变化、世界粮食进口结构的变化是否趋同。表6.2的估计结果显示，纯二阶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呈下降趋势，并在快速增长期变成了负值，这反映了我国粮食进口引力的变化方向由与世界粮食总体进口需求变化方向一致转为不一致，即在当前世界粮食进口需求萎缩时，我国粮食进口却呈现出了一定的进口引力；动态残差效应则在三个时期均为负值，且在进一步恶化，反映出我国粮食进口引力的变化方向与世界粮食进口结构变化方向的不一致，即我国粮食进口在世界增长较慢的市场上进口份额增长较快，对世界粮食出口增长缓慢的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进口引力。这鲜明地体现了我国粮食贸易与世界经济的不一致性。

综上所述，我国粮食进口需求的增长对我国粮食进口增长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内，受我国粮食进口引力效应影响，我国粮食进口的市场结构效应与商品结构效应均呈同方向波动态势，表明进口引力的变化是影响我国粮食进口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2.与其他粮食进口国的横向对比

通过对比分析我国与其他三个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粮食进口CMS模型结果，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需求因素对不同国家粮食进口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三个时期内，中国、日本（2008-2012年间除外）、西班牙和埃及的粮食进口均有不同程度增长，但中国的整体增幅与年均增速均明显快于其他几个国家（如表6.3所示）。

表6.3　3个主要粮食进口国的CMS模型分解结果　（亿美元、%）

续表

注：因未在COMTRADE数据库中查询到2008年以前埃及粮食贸易的相关数据，故无法计算相应的CMS结果，仅以“-”表示数据空缺。

从一阶分解结果看：首先，日本和西班牙的结构效应指数保持了与测算增长一致的符号，说明结构效应对这两个国家的粮食进口都产生了同向的促进作用。其中，日本在2005-2008年间、西班牙在2002-2005年间及2005-2008年间的结构效应指数均超过100%，分别达到了140.61%、180.96%和175.35%，而在对应阶段的引力效应和二阶效应都为负值，说明这期间日本和西班牙粮食进口的增长完全是由结构效应所导致的，表现出了典型的强结构效应。以2005-2008年间西班牙粮食进口为例，仅结构效应就应导致粮食进口额增长39.29亿美元，但因负的引力效应及二阶效应抵消作用的存在，实际粮食进口额只增长了22.40亿美元。其次，在2008-2012年间，引力效应对三个国家粮食进口的影响都十分突出。比如，日本此阶段内有136.45%的粮食进口下滑归因于引力效应，而埃及则有136.28%的粮食进口增加是引力效应所导致的，西班牙的粮食进口引力效应也由前一阶段的-29.63%迅速提升至了68.25%。再次，三个国家在三个阶段内的二阶效应指数均保持了与测算增长相反的符号，表明结构效应和引力效应共同作用下的二阶效应对这三个国家粮食进口起反向阻碍作用。整体而言，三大效应的一阶分解结果在主要粮食进口国间的影响较为一致。

从结构效应的二阶分解结果看：增长效应对各国粮食进口的影响基本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前良好的世界经济形势促进了各粮食进口大国粮食贸易规模的扩大，金融危机的来临恶化了全球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各粮食进口大国粮食进口的下滑，其中，日本的增长效应指数下滑最多，达到了29.90%，其他两个国家的增长效应指数也降至10%以内。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在各国间的影响差异较大，日本粮食进口的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长期为负值，且负向作用最大，在第三阶段分别导致日本粮食进口-52.53%和-161.04%的下降；西班牙则相反，是粮食进口大国中少有的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基本为正值的国家，在第三阶段分别达到63.51%和48.97%，可见，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是导致日本粮食进口下滑的主要因素，而西班牙粮食进口则较多集中了在粮食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和品种上。与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不同，结构交互效应对日本粮食进口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班牙的粮食进口，以第三阶段为例，日本、西班牙的结构交互效应分别为221.81%、-23.80%，因此，尽管这一阶段日本的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极大地导致了其粮食进口的下降，但由特定市场与特定商品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却填补了这一粮食下降的缺口，而西班牙粮食进口的正向的市场效应和商品效应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负向的结构交互效应所抵消。埃及粮食进口的结构效应中仅交互效应为微弱正值，其余效应均为负值，但指数均不高。除增长效应对各主要粮食进口国的影响较为一致外，市场效应、商品效应及交互效应对中国粮食进口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和稳定。

从引力效应的二阶分解结果看：综合引力效应对三个国家的影响度各不相同。日本是三个国家中综合引力效应为负的国家，在2008-2012年间达到了-194.19%，表明对世界粮食出口市场而言，日本粮食进口综合引力十分微弱，致使日本粮食进口规模大幅度下滑；西班牙和埃及粮食进口的综合引力效应均为正值，但西班牙的效应指数最高时也只有22.90%，综合引力并不强，而埃及则高达100.51%，是其粮食进口增加的最主要促进因素。三个国家都具备一定的具体引力效应，尤其是日本，具体引力效应指数达到57.74%，对日本粮食进口下滑产生了较显著的逆向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综合引力效应的影响；西班牙的具体引力效应不断优化，在第三阶段也达到了45.35%，比其综合引力效应更为显著，表明西班牙对特定粮食出口市场和特定粮食品种的进口引力不断增强，如巴西的大豆和玉米、美国的小麦和大豆等；埃及的具体引力效应指数为35.77%，相对较小，但却是继综合引力效应后的埃及粮食进口第二大促进因素。与之相比，中国粮食进口的综合引力效应更为显著，但具体引力效应则明显偏低。

从二阶效应的二阶分解结果看：纯二阶效应仅在日本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呈正值，但也并不显著，在其他时期和其他两个国家均为负值，表明这三个粮食进口大国的进口规模对世界粮食进口规模的变动的适应性较差。日本的动态残差效应近年来得以优化，已由第一阶段的-33.48%提升到了第三阶段的54.96%，说明日本粮食进口结构对世界粮食进口结构的变动的适应性在不断增强；西班牙和埃及的动态残差效应仍为负值，尽管两国均具备一定的具体引力效应，却没能较好地适应世界粮食进口结构的变动。中国粮食进口对世界粮食进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的适应性低于日本，但优于西班牙和埃及。

综上所述，日本、西班牙和埃及粮食进口的波动也是结构效应、引力效应和二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结构效应对位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和西班牙的粮食进口波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引力效应，特别是综合引力效应则对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埃及的粮食进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这三个粮食进口大国相比，尽管中国粮食进口的结构效应和引力效应均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稳定的，在三个时期内都保持了相对显著的正的结构效应和引力效应。总的来说，国内需求引力也是中国粮食进口的重要促进因素，但结构效应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市场结构效应、商品结构效应及结构交互将变得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