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发展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图表来看一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中期经合组织国家就业和失业发展的一般趋势。

从图2.1（A）中我们发现，经合组织国家中，北美国家和大洋洲国家就业增长较快，如果以1960年的指数为100，到1995年，就业指数已达到190多，在35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但是欧共体国家的就业增长却十分缓慢，35年时间里只增长20%不到。另外，日本处于居中的情况，35年时间里就业数量上升了50%。从失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图2.1（B）］，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里失业人数变化不大，除少数年份之外一直在1000万以下徘徊，但是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使这些国家的失业率迅速上升，到80年代初，整个经合组织的失业总人数达到3000万人。随后在80年代末曾有所回落，失业总人数减少到2 500万以下，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失业人数又迅速攀升，1994年经合组织国家失业总人数达到近3 500万人，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图2.2给出反映经合组织不同区域及国家失业率情况。

在1994年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达到8%。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失业情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见表2.1）。

表2.1　1994年经合组织国家和地区内的失业率分布调查（%）

资料来源：Perspectives de l'emploi，OECD，1994。

图2.1　经合组织国家就业和失业发展的一般趋势

注：*1996年是预测的数据。
资料来源：Emploi et chômage dans l'OECD：la persistance des problèmes，Problèmes économiques n°2.436 1995。

图2.2　1960—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同图2.1。

第一，所有年龄段的劳动人口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最高。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年轻人的失业率要高于平均失业率的6个百分点。日本的情况要好一些，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一般失业率高出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在欧洲最为明显，那里平均失业率为11.1%，而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8.6%，高出7个多百分点，而法国高出11个百分点，西班牙高出15个百分点。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说明现在就业岗位对知识和技能积累的要求很高，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轻人，初次就业越来越困难。

第二，非技能劳动者的失业率要大大高于平均失业率。在美国，1992年非技能劳动者的失业率比平均失业率高出7.5个百分点，德国高出2.3个百分点，加拿大高出5个百分点，比利时和丹麦都分别高出3—4个百分点。

第三，长期失业者人数增加。据统计资料显示，许多国家长期失业人口不断增长，1993年许多国家长期失业人口（失业6个月以上）占总失业人口的40%以上，其中德国占到60%以上，法国占到52%以上，亚洲国家中日本也占到34%。有些国家失业12个月以上的失业者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如德国占40%，法国占30%，爱尔兰和意大利占近60%，为欧洲之最。

上述三种失业类型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是同一事物的三种不同表现。西方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的全球性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正在广泛传播，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所处的强大优势地位正在受到多方面的动摇，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与发达国家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高收入，必须在生产技术和产品品种及质量上进行不断的创新，而这个创新只有高素质的技能劳动者才能承担。因此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结构从而产业结构不断地更新换代，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初次就业者、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大大地降低。在这个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移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很难再重新就业，所以往往成为长期失业者。由此可见，年轻人的高失业率、非技能劳动者的高失业率以及长期失业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其内在机理是一脉相承的。

上面我们就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失业情况作了考察，其实西欧与北美在失业现象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个差异来自两地的就业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同。更进一步探究，就业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的差异可能还在于两地文化、历史的差异。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通过西欧和美国两地失业情况的比较，来观察这些国家失业演变的特殊性。

综观欧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失业情况（见图2.2），50—60年代曾经是欧美就业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欧洲，失业率曾大幅度下降，平均在3%的水平，美国的失业率也低于5%。随着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到来，失业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为石油危机的直接效果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都实施紧缩性的宏观政策，结果是失业率的上升。但是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保持在5.5%左右的水平。根据西方经济理论中自然失业率假定^[1]，美国几乎到了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欧洲共同体诸国的情况却相反，失业率除少数年份（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略有回落，在整个80年代一直居高不下，进入90年代以来，更是不断上升，1995年平均失业率达到11%多，其中意大利和法国达到12.5%左右。但是，美国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最显著的是贫困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有经济学家总结大西洋两岸的情况后提出这样的问题：“Europe jobless，American penniless？”（“欧洲工作少，美国钱少？”）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诸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还是在不断地增长，技术进步从来没有停滞，通讯、电脑、信息产业快速地发展，劳动生产率还在稳步地上升。从1970年到1990年，人均实际收入在美国上升了38%，在法国上升了53%，既然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经济增长给大西洋两岸的一部分人带来了好处，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不幸：或者失业增加，或者贫困人数增加？

战后50—60年代西方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繁荣景象：就业增加（几乎所有想寻找工作的人都能就业）和收入的持续、普遍的提高，但是进入70年代以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首要问题是要求人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增加就业还是提高工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由谁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美国和西欧诸国由于劳动就业制度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不同。

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是较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工资的上下波动可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具体表现在，美国的工会力量并不强大，私人部门的劳动者中只有12%的人参加各类工会，在劳资双方就劳动工资水平的谈判上工人的力量往往比较薄弱，工资上涨受到种种压力的限制，有时还跟不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另外，就失业保障体系来讲，美国的失业保障在享受的条件上比欧洲苛刻，在享受的数额上比欧洲要低，在享受的时间长度上比欧洲要短，因此对失业的保障是不充分的。1980—1992年里根和布什政府期间，工人提出许多请求都难以被满足。在这样的体制下面，虽然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美国的就业并没有下降，但是美国有相当多的职工工资是下降的，工资档次拉开，贫富差距拉大。由此可见，美国的就业率保持在高水平是通过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下降来实现的，如果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是刚性的，那么雇主很可能会解雇他们，所以这部分工人的就业就是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70年底到1990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每年增长在1%—6%之间，但是最低的实际工资（如看门人的收入）却下降了15%。相反，医生的收入、企业高级职员的收入同期却上涨了50%多。结果是美国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差距很大，而且最低工资不能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上升。如果这部分人不愿意在境况如此差的条件下就业，而去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话，由于失业救济金数量有限，期限规定很短，他们同样会陷入贫困。因此，在美国贫困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从1979—1990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全日制劳动者比例从12%上升到18%。在20世纪70年代，贫困者主要是失去劳动岗位的人（如单亲母亲、年长者等），但到了80年代，有工作也成为贫困者，而且从1979—1990年，贫困线标准没有多大变化，而同期美国平均生活水平却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如果用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就业制度的话，美国是用竞争保证了效率，也保证了高水平的就业，但是在公平方面却做得非常不够。

西欧的情况与美国相反。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欧洲共同体的失业率要低于美国，但进入70年代以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欧洲的失业率开始上升，70年代中期起都越过5%的高度，开始上坡，到了80年代，失业率向10%的高度挺进，90年代不少国家就跨过了10%的界限。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中，每10个人就有一个失业的话，失业给人们的经济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为什么在大西洋两岸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同样属于世界发达和富裕的两个地区，其失业率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呢？人们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欧洲的国家主义的影响（“le produit fatal de l'Etat-providence”）在欧洲国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美国，其作用的结果是失业保障制度在欧洲许多国家得到很好建设。几乎在整个西欧，所有的失业者受到一个最低收入的保证，不管他们最后的工作岗位持续了多长的时间。而在美国，失业保障的限制较多，失业救济金领取的时间长度要大大低于欧洲。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失业保障体系是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来维持其运行的，但是这个资金最终总是要由就业者来承担的，结果是雇主雇用工人的成本不断上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指标来反映。首先从每小时劳动工资（平均）的水平来看，如果以法国的小时工资为100，德国的小时工资就是125，而美国只有85。其次，在欧洲劳动的总成本要大大高于毛工资和净工资，如果以法国的净工资指数为100，其毛工资为121，工资总成本为172，工资总成本与毛工资的差率为42%。从美国的情况看，净工资指数为100，毛工资为108，工资总成本为116，工资总成本与毛工资差率只有7.5%，这说明在欧洲工资总成本中的相当大部分是用来维持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这大大提高了欧洲的劳动成本。因此，西欧较好的失业保障体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是西欧企业中劳动力成本要高于美国，因此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少雇用工人，或者用电脑代替人工，或者把资金投到发展中国家，缩小本国的生产基地。二是失业者由于得到较好的保障，失业期间继续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两方面的结果势必加重西欧的失业情况。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个共同结果是生产部门对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断下降。在欧洲，由于非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是受政府管制的（最低工资的界限定得较高），他们的工资不能随企业对他们的需求的下降而下降，结果只能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在美国，由于政府对工资的管制相对较松，因此，随着企业对非技能劳动者需求的下降，工资也随之下降。非技能劳动者工资的下降，虽然保证了就业人数不减少，但是贫困人数增加。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并没有给全体劳动者带来好处，只有那部分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技能劳动者，如工程师、管理者、会计、医生等，其工资在近20年来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他们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成果的享有者。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在欧美为什么会表现出对非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减少呢？许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的非技能劳动者的低工资现象和欧洲的非技能劳动者的高失业现象归咎于这些国家国际贸易的扩大。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第三世界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依靠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到上述发达国家，使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或者是通过降低工资来迎接外来的挑战和竞争，结果是使这些部门的劳动者趋于贫困化，或者是关闭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使失业人数增加，把这部分产品的市场份额让与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总之，是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或者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劳动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认为外贸的扩大只能解释贫困化和失业的一部分原因，并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西方许多计量经济分析报告指出，这种推理最多只能解释上述现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例如，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美国应该把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投在像飞机制造业这样的产业部门中，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飞机出口国家，而减少服装等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因此外贸的扩大一定会带来一种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的结构性调整。但是事实上这种结构调整并没有发生。对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下降的真正原因是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技术进步，用电脑技术代替人们简单和重复的劳动。因此是技术进步减少了对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所有的产业部门的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下降，不仅仅是受外贸进口竞争的产业部门中非技能劳动者需求下降，而且受外贸保护的部门，以及像飞机制造业那样的出口部门，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也下降。历史学家曾经告诉我们，第一次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曾经使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劳动变得更为简单（重复的操作），使得妇女和童工都能加入劳工队伍，失业率一度上升。以电子计算机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革命使产业部门对劳动者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脑再发达，也不能取消企业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但是它的确消灭了许多重复操作的岗位。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个艺术演出方面的例子。随着现代音响设备的高度发展，电视、电影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和崇拜第一流的艺术家。换句话说，在现代媒体技术下，第一流艺术家拥有广泛的需求者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于那些第二流、第三流艺术家的需求却大大下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媒体技术不怎么发达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观众、听众都有幸接触第一流艺术家的，场地的限制和价格的限制，使绝大多数的听众和观众只能享受到第二流、第三流乃至简单模仿者的演出。由此可见，是现代的通讯技术消灭了许多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完全相类似地，在各个产业部门，企业需要雇用的是电脑不能替代的高级技能劳动者，因此他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而与此相反，大量非技能劳动者要么被迫接受低工资，要么接受失业。因此技术进步成果似乎并不能使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得到增长，而只是让一部分高级技能劳动者享有。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并且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理论对公平（正义）与经济增长之间从来不作出逻辑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必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政策可以使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让所有的人共享？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蒂格克斯塔（Avinash Dixit）指出：技术进步把西方经济变为“Sierra Madre”型的经济。美国有部经典影片，片名叫“Sierra Madre的宝藏”，影片描述了少数淘金者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数无收获的淘金者的贫困之上的。现代社会把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与影片描述的情况有点类似。因此有人主张社会应该把人们都培养成好的淘金者，但结果又会怎样呢？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在想办法，美国的办法是让所有的人都去淘金，运气如何，自己负责。西欧的办法是让一部分人去淘金，淘金者为了淘金权利需要向政府交税（社会保障分摊金），政府再把税收分配给在家里呆着没有去淘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