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论战，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批判，标志着从配第、魁奈等人开始，由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发展的体系，走到了它自己的尽头。“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古典——笔者注），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马克思，1959：51）从那时起到19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处于一个迷惘、徘徊的时期，“多数经济学家都更倾向于强调他们的差异，而不是表明统一”（Schumpeter，1954：383）。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即古典理论的危机时期。人们在探索、争论，试图找到、建立起一些新的东西，一方面冲出古典理论体系的框框，解决它留给人们的矛盾和难题，另一方面解释产业革命以后和1825年经济大危机之后的新的经济现象。一些新的观点被提出了，但无例外地都是一些思想“萌芽”，而且都是在一些个别的理论问题上闪现出的“火花”，它们与新体系的建造的关系还不清楚，相互的关系也很模糊。
“李嘉图派”分解了。在一个极端，以J.麦克库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庸俗派”，在“陈葡萄酒”之类的问题上作了许多文章，力图在李嘉图的体系内解决资本利润的合理性之类的问题；在另一极，霍吉斯金（1787—1869年）、格雷（1789—1850年）等人则构成“左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提出了剩余价值一般形态的一些初步分析。J.S.穆勒可称是在这一体系内的“中派”。他试图调和李嘉图体系内部的各种观点，写出了当时广为接受、长期被作为正统教科书的较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年），并因此而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地位；但这绝说不上是一个“新的体系”，而毋宁说是在旧体系中的挣扎，是旧体系的最后一个“回声”。[1]它的确试图建立一些新的东西，但结果仍不过是“毫无生气的折中主义”（马克思，1972：《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17页）。在这一“内部混战”之外，一些新的“异端邪说”也陆续出现。在德国，李斯特、罗雪尔等人打起了“历史学派”的旗号，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除了服务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特殊目的之外，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构成了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社会关系的差异来研究一种经济制度和各种经济现象，而不是把某种制度看成“永恒的自然”这样一种经济学思想的先导。而在另一方面，从人与物的一般关系角度上来考察经济关系和商品交换的理论观点，在这期间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西尼尔（1836年）[2]、巴师夏（1850年）和戈森（1854年）是较著名的，不那么著名的还有劳埃德（1834年）、朗菲尔德（1834年）、杜普伊（1844年）、詹宁斯（1855年）等等[3]。从分析技术的角度看，古诺（1838年）、杜比（1844年）、屠能（1850年）等人已开始明确地把函数分析和微积分引入了经济学分析。
所有这些，都像是暴风雨到来之前大气中游动的一股股“潜流”，它们孕育着“革命性”事件的发生，并且已经部分地展示了那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性质。最基本的一点是，即将出现的，不会再像古典理论那样是某种统一的、被经济学家们共同接受的综合的体系了；经济学必然地从根本上分裂成至少是两大主要的相互独立的体系，它们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具有“对立的”性质。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这种“分裂”也是必然的。这是因为：（1）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必然导致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们在社会价值判断观念上分裂为新的、对立的“党性”派别，新的统一的代表“第三等级”利益的理论已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要在理论上鲜明地表现出来。（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大陆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更加成熟、更加复杂，导致了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全面但却笼统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已不再能提供足够的洞察力，既能深刻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过程的内在规律，又能为日常的“商业活动”提供详细的理论指导；但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人类的认识水平条件下，却还不可能出现能够同时处理各种经济学问题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决定下，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们在对经济现实进行分析的角度上“分道扬镳”，使对于多方面的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分析，得以更加深化、更加精细。后面的分析将表明，这是符合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规律的。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问世，它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标志着第一个从旧的体系中冲杀出来的新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我们称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由其理论的特点和鲜明的阶级性所决定，马克思的理论在“正统”的经济学术界遭到了相当长时期的“沉默的抵制”，却很自然地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营垒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成为他们的思想理论武器。
时隔4年，从1871年开始，英国的杰文斯（1871年）、奥地利的门格尔（1871年）和法国的瓦尔拉斯（1874年）先后陆续发表了他们的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著作[4]。这被后人称为理论史上的“边际革命”。这场“革命”的最初效果远不如“马克思主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5]，这倒不是由于经济学家们的“沉默的抵制”，而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学界对这样一套新的理论概念和数学方法还无法立刻适应和接受。尽管当时就整体来说，这一新生的理论还只能算是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但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它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特别是瓦尔拉斯的著作，已经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新古典理论几乎全部的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奠定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现在被认为事实上是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6]出身于门格尔故乡奥地利的J.熊彼特称瓦尔拉斯为近代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和以后的大多数理论著作……看起来不过像是在航道之外的小船，像是一些力图抓住瓦尔拉斯科学理论的某一特殊方面不适当的努力”（Schumpeter，1954：827）。从瓦尔拉斯在新古典理论创立中的作用来看，这种评价是有其道理的。此外，考虑到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更是这样。正如J.罗宾逊等指出的：“20世纪中叶正统派在新古典学派手中的复兴，大部分是以瓦尔拉斯提出的概念为依据的”（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82：44）。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以上两大理论体系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其中包含的社会革命的思想被付诸实践。在1917年，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尊为“官方”经济学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某些部分，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这种研究中获得了发展和细化。就有关资本主义理论而言，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些方面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提出的命题，并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新现象。在这方面作出较重要贡献的有：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恩格斯还对《资本论》第2、3卷的编辑、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希法亭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1904年）和《金融资本论》（1910年），R.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2年），布哈林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1918年），列宁的《论所谓市场问题》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M.道布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年）等。当时的一些论著就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卓越的洞察力，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们抓住了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利益矛盾。这些分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新古典理论则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了长足的发展。先是在奥地利，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1888年）和维塞尔（《自然价值》，1889年），把边际效用论扩充应用于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洛桑，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1906年）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并用此论证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在美国，J.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899年）提出了较完整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英国，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此书将新出现的各种经济理论熔为一炉，并用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使各种理论命题具体化为“商人也能读懂”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以后40多年在西方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经典著作”，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7]庇古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则用边际效用理论最先较完整地构造了新古典主义的“福利经济学”。此外，美国的费舍尔（《货币的购买力》，1911年），瑞典的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1898年），奥地利的哈耶克（《物价与方法》，1931年）等人在货币理论、货币和利息率在宏观经济运动中的作用等理论方面，对新古典主义的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J.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和美国的E.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1933年）同时提出了垄断竞争市场的分析，使马歇尔以来的局部均衡理论得以完善。[8]1934年，希克斯和艾伦发表了《价值理论的重新考察》一文，用无差异曲线等分析方法，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上“重新发掘”了瓦尔拉斯开创的一般均衡理论。[9]这篇文章加上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基础》（1938年），实际上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后新古典理论发展的新方向，也就是将新古典理论进一步置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体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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