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未停止，浪潮叠起，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50年代初和70年代初期，在西方就曾掀起过两次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潮；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贡献，不仅被非主流派经济学家所重视，也受到了那些最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经济学家的承认。比如在60年代初曾把马克思称作“一个不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的萨缪尔森（Samuelson，1962），1974年则说，人们仅凭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就可赋予马克思以不朽的声名”（Samuelson，1974：270）。

但是，正统派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对它进行批判（比如对价值理论或“转型问题”的研究），就是为了利用马克思提出的一些理论，来为他们自己的理论作证，以证明他们的这些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比如利用再生产公式来证明宏观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而不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近几十年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理论成果上。

在西方理论界，历来存在着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力求不是仅仅“满足于重复前人的熟知的表述”（Baran＆Sweezy，1966：3），而是进一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线，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现象、新矛盾，并对现存制度和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的批判。在这方面，美国的P.巴兰和P.斯威齐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英国的M.道布等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就颇具有代表性。

但是，在另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仍在很长时期内更多地处于“守势”。在理论领域内，他们陷在由新古典主义者如庞巴维克等挑起的一些争论中，如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转型问题”的规范解答，平均利润率在何种情况下等于剩余价值率，价值、价格变化过程中的技术选择问题等等，力求对这些问题给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些方面，他们不是没有成果。但是，后来一些经济学家逐步发现，“尽管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来理解的。只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局限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就很可能只显得不过是新李嘉图主义当中的一个古怪派别”（Rowthorn，1974）。正是这种认识，导致了经济学家们近年来力求进一步去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理论上进一步同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划清界限，并对新的经济问题作出新的理论说明。也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努力，导致了在近10年左右的时期内，掀起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潮。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特别是从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利益矛盾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既不像新古典理论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万事和谐，也不像鲍特凯维奇等新李嘉图主义者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矛盾仅存在于分配过程中（Marglin，1974；Rowthorn，1974）。根据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利益矛盾，他们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工资决定模型”（Bowles，1985），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选择，服从于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冲突，资本主义生产与充分就业不相容^[16]，以及工资偏离劳动市场均衡价格的必然性；根据社会阶级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原理，他们提出了一些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的分析，如R.古德温的“工资—就业反向周期运动模型”，强调了在剩余价值率决定上的利益冲突与经济周期的直接关系（R.Goodwin，1983）。S.鲍勒斯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长波危机”模型，把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分成“再生产性周期”和“非再生产性周期”，前者是“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处于稳定状态、社会利益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这时萧条能够自动导致复苏；而后者则是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不对某些社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造，便不能提供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从而危机不能自动复苏的那种周期。在这种周期中，工资变动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特点与前者大不相同，并会持续较长时间。正是这两种周期的交替出现，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Gordon et al.，1983^[17]）。这些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解释了其他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的一些经济现象，论证也较为严谨、规范，因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理论，自然不等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甚至被有些人认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比如我们“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期不承认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目前一些较为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也往往吸收了其他理论体系、其他学派的一些观点和分析方法，或者是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并不完全否定其他一些理论也包含着正确的因素或正确地从其他方面说明了一些问题；有的人甚至“脚踩两只船”，在这个问题上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是后凯恩斯主义者（或新古典主义者）。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似乎不能因为他们吸收了一些其他学说的观点或方法，或者放弃、修正了马克思本人的一些具体命题或结论，就否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一些理论，最终可能被科学的分析证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只是“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要将“故意歪曲”与“误解”区别开来，正如我们自己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制定的理论到头来往往也被证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要发展，就必然要吸收、利用其他理论体系中一些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就必然要经历探索、创新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任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努力，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处在“非主流”的地位上，甚至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在那里坚持探讨马克思主义，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对主流经济学也就是“官方经济学”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和赞赏；而且，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一般都有较深的认识，因此无论是批判起来还是利用起来，都能较为客观准确、言之有物，这也是值得“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