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经济理论着重研究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一特殊方面

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是同一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而不是相互独立的两种活动。因此，它们在现实中是不可割裂开来的。但是，在理论上，由于理论的抽象性特点，经济学的研究却可以或可能分别从两个方面展开，或者说着重从二者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考察，而将另一个方面作为既定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对同一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角度上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社会关系方面考察了经济活动，即着重研究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如第4章所表明的）。在整个研究中，它指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的物质内容和社会经济关系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依存关系，但总的来说，是把经济活动的这种物质内容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和物质前提来加以确定的；而一旦这样确定下来，便马上将研究的重心，转到对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经济范畴的社会内涵上去，而不是将其作为研究的重心。例如，马克思对价值、剩余价值的分析，是在社会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结构为一定，资源配置由市场竞争机制自发实现和供求均衡等为前提假定下进行的，而并没有具体研究需求结构、需求变动的影响、资源配置的具体过程等等；关于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社会物质生产一般规律，马克思也着重地分析了它的特殊社会形式，即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规律，而将它的物质内容仅仅作为理论的前提加以肯定，并不作为分析的重点。最具特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行为的目标，都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工资、利润收入等以价值形式出现的特殊经济效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为了利润和资本本身的增殖，而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或者说是社会经济关系加在经济活动的物质目标上的特殊社会规定。至于人们如何将收入用于满足使用价值的需要的问题，原则上被抽象掉而未作具体考察。

相反，新古典主义理论，如第2章中表明的，则是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即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甚至完全抽象掉，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活动，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的问题。在这一理论中，各种经济范畴虽然事实上不可能不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但它将其视为自然的规定或将其抽象掉不予考察。^[6]

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财产的分配（个人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而研究的重点在于不同的人的物质需求偏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埃奇沃斯方盒中两个人的两条无差异曲线如何相切的关系），说到底仍是一种物质交换、“互换余缺”的活动；“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人同物关系的中间环节”（兰格，1987：48）。

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共同的，尽管凯恩斯主义比新古典主义者更多地注意到了资本家、投资者的利润预期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特殊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它的总量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物量分析，因为凯恩斯的基本总量范畴是总收入，而并不研究各种收入的特殊社会形式^[7]；它所研究的是社会总的生产能力与人们的物质需要之间的关系，是为了解决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本生产能力和劳动人口以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的问题，社会经济关系也是被抽象掉的。“从概念上来说，这一套总量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社会，原始部落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这套总量都可以应用，都可以用‘消费倾向’、‘投资倾向’等等名词来说明其间的比率”（Tsuru，1954：371）；“总量的本质，在凯恩斯体系内，对资本主义特征来说是中性的，即对一切类型的社会来说，这些总量就好像已经约分最小公分母”（Tsuru，1954：374）。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研究角度，都是侧重于它的物质方面而不是社会方面，因而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同属于西方正统派经济学一类（以下使用“正统派经济学”这个概念时，便都包含了此处说明的意义，即指那些着重从物质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理论）。所不同的仅在于，凯恩斯主义还分析了信息不完全、预期不确定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突出地强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主观预期因素对于资源的利用和配置（在今天的需要和为了未来的生产之间的配置）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研究的都是经济活动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方面，区别仅在于新古典主义将这种活动作为瞬间完成的、决策与效果相统一的活动，而凯恩斯主义（更为现实地）注意到了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决策和实现目的之间的时间间隔，强调了在物质生产活动受建立在预期基础上的事前决策支配的这一特点，从而指出了事前决策与事后效果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及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

按照上述方式对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区分和识别，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将一种理论本质上的侧重点、着眼点或落脚点与它不可避免地（由于经济活动的两方面在现实中的不可分割性）要涉及的东西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首先指出了它是物质生产过程；但它分析研究的重点却在另一方面，即资本的增殖过程，在于生产过程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特殊社会规定性。正统经济学虽然也涉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分配、劳资关系、分配关系等，但它研究的侧重点却在于物质生产或资源配置，社会关系或制度只是作为前提、背景条件出现的，并不构成理论分析的重点对象。不作这种区分，我们就不能抓住各种理论的本质特征，从而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不同理论的差别的性质。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来看待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就像不能说作为商品二重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当中一方是形式而另一方是内容一样，也不能说研究使用价值的物质生产就是仅研究了形式或现象，而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就是研究了事物的内容或本质。马克思主义尽管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但它却认为物质生产是经济活动的内容，而社会经济关系只是物质生产的特殊社会形态。这对于深入理解我们当前所考察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