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定义了一个表示利益斗争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变量,即对抗系数t。它表示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状态。而社会经济关系,在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术语里,被称为经济的制度背景条件。为了使术语一般化,称t为一种“制度变量”。尽管在笔者的理论中它是一个内生变量,但在其他理论背景下,把它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也是可行的。
这种制度变量,在笔者看来,对于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某些条件下,决定经济运动的往往不是可以直接在市场价值关系中测定的变量,而是一些利益关系、利益矛盾的状态,一些谈判桌上的争吵或默契。如何将它们在理论上表现出来,引入经济分析,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丁伯根1969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曾指出:必须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引入许多社会变量和政治变量。这里在理论上所使用的“制度变量”,正具有他所说的社会变量和政治变量的意义。(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如果一方面知道现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知道最低收入水平和劳动边际生产力,便可以将本章中提出的那个“对抗系数”作为计量模型的系数估算出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许多经济活动往往取决于计划会议上的讨价还价、上下级争议、计划指标的硬度、预算约束的硬度等等不能由价值尺度、货币尺度或实物量等来测度的因素,它们起着比市场变量更大的经济作用。因此,必须在理论上找出某种抽象的方法将它们表现出来,引入理论分析,才能获得对经济活动更精确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以上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所使用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关于分配关系的概念混淆特别严重。因此可以说,本节内容的现实针对性是很强的。
[2]这里存在着复杂劳动换算为简单劳动的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因为有人怀疑是否能够进行这样的换算。在笔者看来,只要我们假定考察的对象是简单商品生产或商品生产一般,那么,用获得复杂劳动的特殊技艺所需支付的价值或时间的差异,来作为换算的近似尺度,在理论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深入的分析表明,只要假定不存在祖传秘诀之类的垄断,不存在人的能力的巨大天然差异,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复杂劳动的较高收入,正是与获得复杂技术的较高代价成比例的;没有更多的人进入复杂劳动的部门,正是由于受到了学习复杂技术的较高代价的阻碍。
[3]最初,在瓦尔拉斯的著作中,资本物品的使用价值,也被认为是它直接产生的服务(Walras,1874:212—213);后来,一般的看法是,资本的效用是由它所生产的产品引致并被归算到它名下的。
[4]请注意这里处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考察问题。B的价格总为1,是由其作为等价物的地位直接决定的;但是价格总为1,并不意味着这种商品在社会价值的分配中地位不会变化,它依与其他商品价格的相对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当价值完全转形为生产价格以后,由于生产B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发生变化,进入B的生产的物化劳动的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在上式中表现为L b本身的变化。不过,这里不考察完全转形问题,因此有必要提请读者不要将这里的抽象公式直接应用于它所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
[5]参见Robinson(1953)。
[6]这可以说是斯拉法生产价格方程体系告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结论(Sraffa,1960)。
[7]在哪种分配份额是剩余的问题上,各种经济理论的差别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资本收入,后凯恩斯主义认为是工资,而新古典主义则认为二者是同时决定的,互为余补。
[8]另一种解决办法是信贷优先权,即由于资本家掌握信贷优先权,在预期利润高时,可以通过借贷扩大投资,而由于信用膨胀,引起物价上涨,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利润提高。
[9]在新古典理论中,未加限制词的利润,一般是指短期中的超额利润,或某些部门的垄断利润。
[10]在经济学说史上,存在一个由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引起的“穷尽问题”(exhaustion problem),指的是若按照要素边际生产率分配,是否能够恰好将产出全部分配殆尽。威克斯蒂德、巴罗纳等人曾在某些假定下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后来威克塞尔指出应将穷尽分配作为均衡条件理解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被解决了。
[11]后凯恩斯主义利用斯拉法体系,证明了工资为零时,利润达到最大;利润为零时,工资达到最大。但事实上哪一个也不会为零。本书的理论确定一个上下限,似乎更精确、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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