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组织的边界条件

另一类纵向中间性体制组织是与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联系的。它的组织结构与上面讨论的与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相联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结构相似，例如制造厂商与原材料供应厂商或销售厂商建立固定合作关系，订立有保障的远期合同，相互持股等。

这类中间性体制组织的特点在于，在它的体制框架下所交易的资产往往不是专用性的（这意味着买者或卖者能在市场上方便地找到可替代的交易伙伴），但交易的产品数量很大，而且要求保持某种交易的连续性，如铁矿厂向钢铁厂供应矿石。在这种场合，供应或销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有了突出意义。如果供应或销售的产品流量能够获得有效的安排和协调，按照钱德勒的说法，将导致巨大的节约^[7]。反之，如果产品供应和销售渠道不稳定，相关厂商就面临遭受很大损失的威胁。对这些厂商来说，虽然所交易产品的非专用性使他们可以在市场上寻找到新的供应或购买同类产品的厂商，但在其中发现所要求的大批量、连续性强的交易伙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搜寻合适的交易对象所付出的费用可能比那些小批量、非连续性的交易者要大得多。同样由于大批量、连续性强的特点，一旦已有的交易渠道不稳定或中断，有关厂商所承受的损失也会比那些小批量、非连续性的交易者大得多。而寻找新交易伙伴的困难，又必然使这样的损失扩大。于是，当估计到交易过程中的这些风险后，保障供应或销售流程的稳定性就成为有关厂商的重要目标。

交易过程大批量、连续性的特点是以经济中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现象为基础的，而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是与有关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及市场的扩大同时到来的。导致大规模产出并使这些产出得以运输的技术，提供了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可能，而市场的扩大对吸收与刺激这种大规模产出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在那些技术并不能造成产出急剧增加、市场容量小的场合，不仅不可能提出大批量交易的要求，而且交易往往是非连续性的，对这类交易而言，中间性体制组织就是费用高昂的体制安排。因此，与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联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只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正如经济史所显示的，许多与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联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进一步转化为纵向一体化企业组织，即通过纵向合并实现交易的内部化。对这些企业来说，中间性体制组织成了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尽管同时总有另一些中间性体制组织趋于稳定并长期存在下去。

我们已经指出了两类纵向中间性体制组织——一类与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相联系，另一类与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联系——之间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具有明显的相对性质。如果换一个观察角度，二者之间将表现出重要的一致性。在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场合，虽然产品不一定具有专用性，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可以表现出某种专用性：（1）数量上的专用性。其他单个厂商难以提供如此大量的产品。（2）时间连续性上的专用性。其他厂商往往无法满足对交易连续性的严格要求。（3）地理位置上的专用性。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不存在可替代的交易对象，而与处在其他地理位置的厂商进行交易将大幅度提高运输费用。用专用性概念表达交易过程的这些特性是否适当还可以讨论，但这些特性使交易关系具有了某种垄断性质却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交易过程大量、连续的特点要求进行相应的运输、仓储、通讯等方面的投资，以及设立专门的管理协调机构，而在小量、非连续的交易中这些投资和机构基本是不必要的。这些投资和机构直接依附于已有的交易关系，因而也有了突出的专用性质。一旦已有的交易关系破裂，这些投资和机构往往难以挪作他用，即使能够挪作他用，也可能受到很大的价值损失。因此，对以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为基础的交易而言，即使产品是非专用性的，仍然可以在交易数量、时间连续性、地理位置以及为已有交易关系提供服务的投资和机构上表现出专用性。这些专用性与产品专用性一样可能刺激占据有利地位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也要求用中间性体制组织替代完全竞争市场组织。举一个例子，某电厂由邻近的某煤矿大量、连续地供应通用性煤炭，它们之间订立了长期供货合同。如果双方合作关系破裂，虽然从逻辑上说该电厂可以寻找另一个煤矿提供通用性煤炭，但实现这一替代的代价高昂：搜寻符合大量、连续供应要求的煤矿的费用；为谈判、签订新的供货协约而付出的费用；建设为新的交易关系服务的运输、仓储、通讯设施和管理协调机构的费用；为原有交易关系服务的专用性投资和机构不能挪作他用或挪作他用后贬值所造成的损失；新的交易关系形成前由于限产或停产而造成的损失，等等。考虑到这种可能出现不利的前景，该电厂将谋求建立含有某种保障机制的中间性体制组织。

这样，我们为解释两类纵向中间性体制组织的起源找到了一个共同前提：某种专用性，既可以是产品用途上的，也可以是交易数量、时间连续性、地理位置以及为特定交易关系服务的投资和机构上的。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几种专用性也将有助于解释企业内部的交易活动。

两类纵向中间性体制组织的效率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说二者有区别的话，与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联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的配置效率可能更突出一些，因为大量产品连续、顺畅的购入或销出必然会产生某种规模经济效应。与完全竞争市场组织相比，这里所讨论的与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联系的中间性体制组织的约束效率和保险效率自然获得了长足的提高。虽然激励效率有所削弱，但与此相关的损失似乎并不足以抵消由于其他方面效率改进而增加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