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物理学，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有了解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前面我们对体制创新过程模型的讨论借用了某些耗散结构的术语，并体现了这一理论的若干思想。这样的应用并非简单的类比。一方面，尽管体制创新过程与耗散结构理论所描述的开放系统非平衡相变过程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但我们对体制创新过程模型的描述，仍然严格地从体制创新实际过程出发，并且主要使用经济学语言。这意味着，假若出现了所谓的耗散结构现象，那么，这一现象也是属于经济世界中的，而不是物理世界中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耗散结构理论不仅架起了自然科学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而且“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放回到这样一个世界中去，在那里‘设其他情况都相同’只是个神话；在那里，其他事情很少是稳定的、均等的或不变的。简单地说，它把科学投到今天的不稳定、非平衡和动荡的革命世界之中。因此，它提供了最高的创造功能——它帮助我们创造崭新的秩序”[9]。经济学从自然科学借用概念和思想已有长期传统。前面论及的均衡和非均衡概念就出自物理学。然而，当自然科学仍在描述稳定的、平衡的、按部就班变动的世界时，它能给不稳定的、时间不可逆的、不乏戏剧性变化的经济世界提供的营养就是相当有限的。一旦自然科学把它的视野转向非平衡的世界，它与社会科学真正内在统一的基础就开始形成。这时，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新成果，如我们论及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其他正在成长中的描述非平衡系统演变的理论的开创意义，就决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本身。
耗散结构理论中系统非均衡演化的思想也为经济体制变迁的长期趋势提供了展望依据。从宏观角度观察，一方面原来相对简单的经济体制正在走向复杂和多样化；另一方面，原来相互对立的经济体制表现出了愈来愈多的共同点。这种变化趋势与人们的经验是相符合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于不同历史背景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了两条不同的演化路线。
一条路线是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生产的集中、企业的横向合并与纵向中间性体制组织的协调，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加强，等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其古典形态相比，企业、政府和多种中间性体制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然有很大增加，尽管市场作用范围的缩小并未使其失去基础地位。
另一条路线是古典社会主义经济在实行了一个时期的高度集中和行政管制的计划体制后，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在宏观微观大一统的等级组织中广泛导入市场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确立企业的独立地位，在行政性计划控制解除后由企业自己发展它们相互间横向和纵向的合并或联合，等等。与古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显著不同的是，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市场、企业以及多种中间性体制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大幅度增加，并呈现出居主导地位的趋势，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相应减少，方式也向间接调控方向转变，尽管依然保持了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
两条体制演化路线的相互接近决不是偶然的。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不同，处在两种经济体制中的人们都在进行着通过体制创新增进体制收益的努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这意味着相同的交易技术结构的增加）和两种体制之间相互开放程度的扩大，它们之间共同点的增多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简单的“趋同论”亦是肤浅的。历史经验表明，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且不论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只要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人口、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按照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相容原理，就无法期待出现相同的体制构造。在“趋同”表象的背后发生的一个或许更有意义的变化是：人们对按照效率标准选择经济体制正在形成愈来愈多的共识，并遵循这一原则去变革各自处在不同环境中的经济体制。因此，形式上的“趋同”所反映的是经济体制效率的普遍改进。
【注释】
[1]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19页。
[2]参见樊纲：《论均衡、非均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经济研究》1991年第7期。
[3]不难设想，不要求体制创新的人们不可能主动地去从事这种创新活动，但要求创新的人们不一定都去从事这种创新活动。
[4]参见Davis，Lance E.and North，Douglass C.，1971，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2。
[5]林毅夫对体制创新作过类似的区分。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84页。
[6]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91页。
[7]参见Olson，Mancur Jr.，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参见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章。
[9]参见阿尔文·托夫勒为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所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写的前言《科学和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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