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管理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看，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受到产业集聚能力的影响，文化产业的集聚有利于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有利于利用市场信息，形成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有利于提高创意能力，节约文化资源的流通成本；有利于文化能力向社会能力的转化，在消化吸收现代高新技术的同时，也以产业集群的方式改造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和途径，进而达到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生态环境的目的。同时，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又与文化市场的管理制度、无障碍流通与开放的文化市场体系有关。

文化产业的集聚和布局是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一种空间状况，它既受到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又受到主观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政府相关管理政策的影响，而空间成本因素是影响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卫星传输系统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内地和沿海接受信息的能力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即便如此，偏远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仍然与沿海地区有着较大差距。正是由于空间成本的存在，文化产业才在诸如上海、东京、洛杉矶等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带。一个地区形成文化产业集聚带，是依托当地的经济、社会、历史等文化资源要素禀赋，而文化产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集聚本身的空间成本的节约和相应要素禀赋的丰富。由于受经济社会历史等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的文化发展要素不同，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条件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负面清单对文化产业集聚有着重要影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影响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程度，因此也影响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市场化程度。刘姝（2013）量化分析了FDI对上海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上海FDI和其产业集聚程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从长期来看，两者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诱导产业集聚的发展，产业集聚程度提高也会进一步带来外资的流入，由此看来，负面清单的实施必会影响开放程度，进而提高FDI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另外，袁海（2012）表示，我国东部地区文化产业专业化程度对文化产业效率有正向影响，说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与专业化程度较高，能够充分利用集聚经济带来的对文化生产与服务效率的提升效应。在这个基础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通过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带动上海文化产业和服务效率的提升。

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具有自己独有的特性：一方面，文化产业与国家民族文化性格、文化特质有着紧密联系，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传统性质。另一方面，负面清单不仅在相关行业上为外资企业标明了投资“禁区”，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不同文化间的相关差异。对于外资来说，相关产业的不可为正是中国作为独特文化特征的国家所展现的一种独特性。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本身，保持独特性一方面有利于文化安全，另一方面有利于外资进行选择性进入。和自由放任相比，负面清单能够使文化产业进行有序集聚，从而有意识有重点地进行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另外，负面清单有利于刺激文化产业集群的产生，规避集群内部的不正当竞争，同时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外部的相关配套设施也有指导作用。

产业集聚是建立在区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单一的文化组织在区域内与其他文化组织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竞争，这个过程既需要本地文化氛围，又需要政府的导向调控作用和间接干预体系。而负面清单能够给予外资适应中国本地文化独特性的方向指导，促进区域文化产业有序集聚。因此，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政府的管理政策角度来说，能够推动产业集聚，优化区域文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进而推动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发展和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