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要素结构改变产生存在效应

综合要素结构与要素禀赋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要素分析的国际化与动态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比以前更加便捷和频繁。其中劳动力的国际转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移民的大幅增长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例如大规模的劳动合同迁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是亚洲劳动力向海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进行迁移，国际移民数量总数量也在大幅增加，2010年全球移民达到了2．13亿人，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10国际移民展望》指出由于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到2050年国际移民数量将达到4．05亿。迁入移民的社会贡献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制度、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分工。劳动力的国际转移改变了流入与流出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这些流入的劳动力进而影响该国的产业发展。移民高度集中在许多最脆弱的产业（如建筑业）及许多低附加值的行业，如制造业及休闲业中。移民有利于改善亚洲四小龙和美国的劳动力结构，进而改善了综合要素结构，推动了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在1997—1998年经济危机以前，经济结构依赖外籍员工；而美国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国家，近20年来移民数量翻了一番，达到4 600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改变着世界的综合要素结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统计，2011年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出量为1．24万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出量的73%。《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外资首次接近全球总流入量的一半，其直接外资流出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大部分资金流向其他南方国家。如图4．4所示，在2000年以前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远远大于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但是2000年以后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减小，尤其是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FDI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2012年、2013年这种趋势不断扩大，2013年二者的差额达到了3 200多亿美元。

改革开放后，国际直接投资也不断流向中国，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如图4．5所示，20世纪90年代起，流入中国的FDI大幅增加，在1999年和2000年的短暂回落后，2001年又进一步快速上升，FDI流量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1 239亿美元。与此同时，OFDI的流量虽有增长但始终低于FDI流量，尤其是2007年以前，FDI流量远远高于OFDI流量，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变现为典型的净流入。

图4．4　发达国家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

图4．5　1985—2013年中国的FDI与OFDI流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

随着FDI的流动变化，发达国家的高级易流动要素和流入国的低级不易流动要素相结合的同时，各国的综合要素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流出国由于高级要素的转移引起相关产业的劳动力、技术、资本等得到释放，间接优化了国家要素结构，流入国则由于高级要素直接优化了要素结构。罗伯特·吉尔平（1987）指出“通过技术转让和知识扩散，霸权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技术和专门知识”。实际上这种扩散效应即是高级要素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的过程。世界银行统计表明2007年美国的劳动力构成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61．1%，墨西哥为17．3%，巴基斯坦为24．2%；美国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平均数为4 673、德国为3 535、巴基斯坦为160、中国为1 077。可见，发达国家人才在劳动力中的占比高，研发人员的比例也较高，说明他们拥有更多的高级要素。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来自各要素价格差异的驱动，缓解了各国相应要素的稀缺性。这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类型、产业结构上存在的差异。钱纳里等通过工业化模型指出，工业份额增加的原因是国内需求的变动、工业产品中间使用量的增加，以及随要素比例变动而发生的比较优势的变化。

要素流动改变了综合要素结构（即要素的稀缺性发生变化），该变化通过要素的价格变化表现出来，并影响产业升级。中国通过开放吸引外资使得外资与国内闲置的农村劳动力相结合，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在当时的中国是稀缺的高级要素，因此流入中国能够获得更高的资本收益率。但同时，资本也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东部沿海地区与当地的劳动力相结合加大了制造业的发展并形成了出口。因此，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资本增加，其要素结构中劳动力的稀缺性就相对提高了，劳动力价格相对而上升。从表4．2所示：虽然2008—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都呈上升趋势，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差异不大，而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另外，从相对水平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绝对差值没有随工资上涨而扩大，说明两个地区的相对差距在缩小。这可能是因为外资逐步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流入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内迁等提高了中西部地区工资的相对水平。

表4．2　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对比　　（单位：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带来技术、品牌、人才等高级要素进入某一产业，直接影响了该产业的综合要素结构，同时也激发了本产业对国内生产要素的需求。外资流入中国的产业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制造业，而制造业也是对廉价劳动力需求最多的产业。因此外资流入后，制造业的综合要素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下降，需求量上升，制造业劳动力的工资也将上涨。如表4．3所示，在制造业、服务业和住宿餐饮业这三个产业中，制造业是外资进入最多的产业，而服务业和住宿餐饮业外资进入较少。从整体上看，三个产业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都在上升，但是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一直高于其他两个产业，说明劳动力要素在制造业中更加稀缺。

表4．3　不同产业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对比　　（单位：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产生存在效应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一是生产要素的国家／地区的价格差异，这类主要以FDI、技术、劳动力的价格差导致跨国公司将生产进行跨国组合。比如首先依靠外来要素驱动，然后成功走向自主创新的日本汽车产业。汽车产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汽车产业和欧美还有很大差距。1952—1960年，日产、日野、新三菱重工等企业与国外公司开展合作，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注重自主创新，科研机构与工厂紧密相连，将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相结合，带动了日本汽车产业自主发展并形成了出口能力。二是由于制度、机制创新对要素产生吸引力，即经济要素对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保障。张幼文等（2013）将要素从生产要素、经济要素和全球化经济要素三个层次上进行划分，包括制度在内的经济要素和全球化经济要素有利于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比如中国的深圳就是一座通过制度创新吸引要素流入的典型。1979年以前深圳还是一个小县城，1979年底由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深圳在制度创新上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1988年国务院批准深圳在国家计划中实现单列，并赋予其具有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2004年深圳成为无农村城市，劳动力实现了快速升级。深圳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其所特有的制度优势，其政府行为相对内地具有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