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深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依靠要素流入实现贸易发展必然积累大量的外汇和资金，同时，由于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在新形势下更加紧密，投资更多是创造贸易。因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跨国并购则主要是通过获得股权实现对国外公司的控制，在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溢出效应促进投资国生产要素的升级。与此同时，在贸易方面，进出口增长速度的逐步下滑，尤其是加工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如图8．3所示，1982—2014年整体观察加工贸易增速呈现下滑趋势，从1987年的最高点58．3%下降到2014年的2．83%，而其间一般贸易虽然也有涨有落，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个位数增长上升到了当前2位数的增长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补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国内产业发展的需求。
从并购项目看，目前以商业服务类和资源类行业为主，比如2013年中国海洋石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权、中石化集团公司收购美国阿帕奇公司埃及油气部分资产、海航集团收购荷兰提普拖车等项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00年后开始快速增长并远远超过贸易增速，也大幅高于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出现对外直接投资这种增长趋势可能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具备了大规模“走出去”的基础。2000年外汇储备为1 561亿美元，2006年为8 188亿美元，2014年增长到38 134亿美元，14年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资金条件。在“双缺口”的背景下，外汇紧缺，对外投资所需的换汇等都会受到限制，而在“双顺差”的情况下，政策上也从强调引进外资的单向引资政策扩展到了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向开放。因此，外汇储备条件的变化为政策转向等做了充足的保障。二是企业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实体经济的情况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状况，通常外向型企业既发展外贸也发展外资，外资与外贸在一个企业内部也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加工贸易增速下滑需要出现新的增长点，即意味着我国外资推动型的出口加工模式面临转型，贸易方式变化的投资也从引资转向对外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外的技术、管理方式、市场等，由被动的开放转向主动开放，由被动流入要素转向主动获取要素。
因此，中国的外资与外贸的关系包括FDI与外贸的关系以及OFDI与外贸的关系。从中国的开放历程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虽然由外资驱动，但是其需求方并不在中国，而是对中国进行投资的国家。该模式下，FDI必然带动外贸的发展，其结果也必然是从双缺口转向双剩余。但是，OFDI流向发达国家和流向发展中国家对贸易的效应不尽相同，当OFDI流向发达国家时，通常是为了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品牌或管理能力等高级生产要素，此时OFDI的贸易效应比较小，更多的是逆向技术溢出。而当OFDI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为的是使投资国的资本与东道国的廉价要素相结合，通过绿地投资在当地投资建厂是最主要的方式，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难以满足新产品的需求，投资国往往在东道国生产后又将产品销往全球，这种形式下，OFDI就产生了显著的贸易效应。OFDI对贸易的影响进而也产生了对价值链分工的创新，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也将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反馈到对外贸易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OFDI也是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OFDI也成为一条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途径。
跨国并购后投资国公司获得了国外公司的控制权，可以将相关的人才派往国外公司，培养其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也可以将被收购公司的技术、营销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与投资方的其他子公司进行合作以提升其相应的要素质量，产生一系列的溢出效应。比如，中国的吉利公司收购美国的沃尔沃公司，通过学习效应使沃尔沃公司的技术、管理、销售网络等先进要素对吉利公司产生一定的溢出作用，进而推动吉利公司的转型升级。因此，跨国并购从战略实施效果上并没有绿地投资来得直接与快速，它需要一个吸收和转化的过程。跨国并购通过要素升级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径也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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