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呈倒三角形

经济学家Yuqing Xing和Neal Detert（2010）的一项研究中引用了一个反映当代国际分工的案例。2009年,一部中国大陆组装的iPhone手机在美国的进口价值为178.96美元,虽然整机由中国大陆出口,但其生产价值链却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日本、德国、韩国、美国。最后的组装环节在中国大陆完成,加工费用仅为6.5美元,占iPhone全球价值链附加值的3.63%（见表1.1）。

此外,在销售环节,苹果公司的售价是每部iPhone手机500美元,而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价格为每部178.96美元,表明iPhone手机的设计及品牌价值为每部321.04美元,远远超出了其生产制造成本。

以上案例很好地反映了当前国际分工及贸易收益的格局及特点,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表1.1　iPhone手机的全球价值链构成

资料来源：陈沄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视角下中国出口贸易研究》,《江苏科技信息》,2013年第17期。

首先,在当前国际分工条件下,产品的生产并不是在某一国家（地区）内部独立完成,而是由各分工参与国共同完成,每一个主权国家（地区）只是承担产品生产的某些生产工序或环节（Lanz et al.,2011）。如iPhone手机并非由中国内地独立生产,而是由日本、德国、韩国、美国等9个国家（地区）共同完成,中国内地只是承担了最后的加工组装环节。

其次,由于承担的生产工序或环节不同,各国（地区）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或定位存在差异,表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显著差异。如在iPhone手机的国际分工中,美国生产并出口iPhone手机的品牌、设计、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3G技术产品等核心零部件；日本、德国、韩国生产并出口屏幕、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信息处理器等重要组件；中国内地承担的仅为加工组装的工序和环节,在iPhone手机整机出口的背后,掩藏了其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出口产品结构低端的真相。

再次,正因为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地区）在国际分工中获益的差异。如在iPhone手机每部500美元销售收入的分配中,出口品牌、设计及核心技术的美国获取了381.5美元,占比超过七成；日本、德国、韩国等提供重要组件国家分别分享59美元、30美元和23美元,占比依次为12%、6%和4.6%；而从事加工组装的中国内地仅获取6.5美元,仅占销售收入的1.3%。

然而,iPhone手机案例带给我们的困惑是,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机和基础是什么,该如何衡量和评价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哪些因素决定了各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差异,各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的贸易收益怎样？作为头号出口大国,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何种定位,如何看待“中国制造”及出口竞争力；“中国制造”获取的贸易收益怎样,对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起着怎样的作用？而以上问题均涉及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领域：国际分工动因、全球价值链定位、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结构、出口竞争力、国际贸易收益、贸易对增长的贡献等。

近年来,随着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国际分工的发展。随着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到产品内部的生产环节,跨国公司把产品生产链条在全球范围内分解,统一配置分工参与国的生产要素,各国充分发挥本国要素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每一生产环节均在成本相对更低或效率相对更高的国家和地区完成,以实现国际分工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也造就了新一代国际制造基地和出口大国。在积极引进外资提升国内工业生产能力基础上,中国充分发挥其低成本优势及政策优惠,通过大力承接跨国公司产能转移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由此带动出口规模迅速增长。1982年,中国出口额仅为413亿美元,1992年增长为849亿美元,头十年间仅翻了一番；到2002年出口额为3256亿美元,第二个十年翻了近两番；到2012年,中国出口额达到20487亿美元,第三个十年增长了5.3倍,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

由此可见,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两个特征事实,首先是大量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按流程拆分为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国家（地区）以其竞争优势参与相应的生产环节,由此产生大量中间品的跨国流动。如中国大陆大量从日本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经济体进口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后出口至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这种“体外循环、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巨额进出口规模中,有相当部分比重是中间品贸易。

其次是大量要素跨国流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大量生产要素（资本、人才、技术等）流入东道国,与东道国本地属权要素相结合,成为推动东道国生产扩大及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对于东道国而言,要素流入促使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出现变化,流入要素对其出口规模及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如中国集聚了几乎所有的制造型世界500强企业,大量国外生产要素的引入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而这种出口水平很大程度上是流入要素创造的。

对于第一个特征事实,要求以增加值的视角去研究国际分工和贸易收益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及动因,各国（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出口产品质量及出口产品结构的衡量及评价,贸易收益的内涵、核算及影响机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国际贸易理论内涵,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而第二个特征事实对于研究中国问题而言意义非凡,要求我们在增加值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要素结构,以区分要素国民属性的方法研究国际分工和贸易收益问题,从理论及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出口大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出口产品质量及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增长的动力、获取的贸易收益及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由此科学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头号出口大国地位,积极调整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方针,加快推动国内要素结构升级,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