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各行业预警税负率

企业纳税人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企业主要面对的税种是货劳税和流转税。而研究我国企业税负的相关文献一方面从企业税负的外部环境即税种税制的设置入手,另一方面则从企业自身和内部的管理结构切入。

从企业税负的外部环境来看,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税种、税率、税制的相关设置。李伟、朱为群（2009）利用D/G模型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对比了中印两国企业税负情况,发现国内居民企业虽然总体税负低于印度,但金融资产和存货的有效税率较高,而举债融资的有效税率较低,股东的税负基本一致。叶素云、叶振宇（2012）的研究认为,我国内地城市工业的税负较高,这对引入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具体税种方面,李卫花（2012）研究了“营改增”的影响,认为相关小企业的税负下降明显,但服务类企业的税负反而有所增加,包健（2012a）也认为,营改增中行业间的税负平衡是个难点,而李涛等（2013）根据上市公司股价变动指出增值税扩围具有有利的冲击作用；邸光才（2012）指出物流业的营业税改革中原则大于执行,很多优惠政策依旧不到位；王素荣、刘宁（2012）也指出房地产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流转税负担较其他非金融上市公司更重；而王鲁宁、胡怡建（2012）认为影响金融业的税负的主要税种是所得税和流转税。

税务制度改革方面,李文溥等（2012）指出2008年的两税合并影响企业所得税,尤其是降低了劳动要素的负担率。罗党论、杨玉萍（2011）认为2009年新税法的实施缩小了不同产权和地域企业间税负的差异,但市场化越高的地区差异越小。叶康涛、刘行（2011）指出了税收征管加强可以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相反地,黄少安等（2012）则指出了地方财政中的“租税替代”现象,导致房价上涨、税收和地方企业利润的双降,而陈少克、陆跃祥（2012）则指出我国目前的增长型税制导致了税收内在增长功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冲突和矛盾,需要从根本上扭转该体制。此外,孙磊（2011）提出了评价税收优惠政策的微观指标体系。

企业内部的一些因素,如所有制形式等,同样会影响其税负水平。仅就所有制而言,赵丽芬、赵杨（2011）的研究发现,就纳税效率而言,国企最高、外企次之、央企再次、民企最低,且纳税占比中国企约占40%而央企约占19%,但民企的占比有上升趋势。王进猛、沈志渔（2011）研究发现独资企业平均税负要低于合资企业,且税负与其存续时间成反比,而内部贸易也是有效降低税负的手段。张纯、吕伟（2011）研究发现市场竞争会导致高管激励和高管压力,进而影响其税务决策及企业的税负水平；薛爽等（2012）的研究指出,企业的CFO影响力,尤其在民营企业会与其税负水平显著负相关；张天舒（2013）则发现企业会采取集团内部市场形式来降低其有效税率,这也反映了民营企业的税负相对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要来得重。刘行、李小荣（2012）研究了地方国企的金字塔结构的目的在于降低地方政府控制程度及相应的有效税率；吕伟等（2012）发现采取防御性战略的企业相对于采取探索性战略的企业,其避税行为更消极,且国企中战略对其避税行为的影响会更加明显；王跃堂等（2012）的研究指出,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和实施就业税盾政策将提高其用工需求,但这一效应对国企影响却较小、敏感性较弱。

吴祖光、万迪昉（2012）对企业税负计量的综述性研究指出,未来研究我国企业税负的三个方向应当是:（1）结合制度环境研究政府与企业行为；（2）基于契约理论和公共治理视角进行研究；（3）重点研究非上市公司的税负。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对我国企业税负的研究工作总体上是基于窄口径税负的相关研究,极少涉及费负担的部分。本书的一个研究重点将是企业的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