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关系和投资者关系

以上,本书通过加入考虑供给侧的税率与投资的条件关系,同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补充了开放环境的设定,推导得到了能够体现拉弗曲线的核心观点的修正IS-LM模型。但修正的模型中关键的供给侧条件,即边际税负与投资的反向关系,这一条件是否能够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则需要通过计量方法加以验证。这里笔者将利用可得的1990—2014年度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下主要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公开资料。

根据IS-LM模型所需要的基本数据,这里国内产出Y取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地,消费C、政府消费G和净出口E等数据也一并按支出法统计结果为准。由于式（3-1）为恒等式,故在以下实证检验过程中不作考虑。对于消费方程式（3-2）,这里考虑分别回归以下两个方程:

这里,方程式（3-14）是为了以从国内产出中扣除政府消费、净出口和税收后的可支配部分,通过计量回归来得到边际消费倾向cy的估计值。式（3-15）则是为了对式（3-14）中的各个变量与消费的边际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同时与式（3-14）结果加以对照,并为后面章节的分析做一些铺垫。

对于加入了边际税率影响的投资方程式（3-3）的检验则是本书需要重点考察的方面。这里考虑如下检验方程:

在式（3-16）中,对边际税负ty的回归系数it的符号检验结果,是这里最为关注的方面,因为这意味着模型中所增加的供给侧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使用Stata11.2软件对以上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将结果整理如表3-1所示:

表3-1　检验方程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①由于其间发生过两次金融危机,因此针对性地添加了一个考虑相关时点的哑变量。

从三个方程的回归总体效果来看,回归的拟合优度都较高,当然这也并不令人意外。这里检验的方程都比较贴近经典框架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结构,而本书在这里重点考察的是几个关键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

先来看针对消费方程进行的两个回归的对照结果。从第一个方程的回归结果看,根据经典理论,国民可支配国内产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水平,为0.5913,回归结果显著。而从消费对国内总产出、政府支出、净出口和税收总额的回归结果来看,几个计算可支配产出时扣减的变量,除了政府消费回归对消费的回归系数结果为正之外,其余扣减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并且回归结果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由于这里的回归结果只能揭示变量变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不能代表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回归结果也就不能说明政府消费是否对居民消费有促进或拉动作用,而只能说明二者具备同向增减的特点。^[2]对两个回归方程对照回归的结果,小结情况是:我国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水平在0.59左右,从经济意义上可以认为我国的储蓄率超过40%的水平,这样的储蓄率是相对较高的；单独回归的结果中,政府采购和我国的消费存在显著的同向增减关系,而净出口、税收总额的增减与消费是显著的反向关系。

本书的重点考察对象是对投资方程的回归检验。从表3-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加入了边际税负变量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依然是很高的,同时回归结果也是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其中,边际税负的回归结果表明,前文中关于边际税率与投资的反向关系在实证检验中是成立的。因此,在模型中考虑边际税负的供给侧关系也就得到了数据检验结果的支持。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税收总额与投资的关系是正向并且显著的,而政府采购与投资却是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同样尽管这里的关系不能作为因果关系的依据,但税收总额与投资的同向变化,还是可能暗示着我国目前的税负还没有达到拉弗曲线所指的所谓“禁止性”区域；同时政府投资对社会总投资的挤出效应依旧是存在的。此外,货币量与投资呈正向关系但在本方程中并不显著,可能暗示了我国的财政政策相关变量与投资的相关性替代了货币量增速与投资的相关性,因而表明我国财政政策与投资的相关关系可能更为显著。

从以上回归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前文所修正的IS-LM模型中的设定基本是成立的。以消费方程中对变量单独回归的结果来看,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总额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且边际影响系数是1.80,这就表明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间存在显著的即期正向变化,且政府采购可能带动居民消费的边际效果比较明显,这表明国家财政上的支出增加可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加,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效果。而政府采购的增加需要增加税收,但税收增加与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是显著为负的,且回归系数为－0.48。那么,这表明通过政府采购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在我国目前还是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同时还可能表明我国尚未到达拉弗曲线的“禁止性”税率水平。但投资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政府采购与投资的相关关系却显著为负值,可能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的社会投资存在实质上的挤出效应。结合式（3-16）的回归结果,税收收入与投资的关系显著为正向（同样对应了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但边际税负率与投资呈显著负向关系,再考虑我国目前以间接税为税收主体的背景,因此需求管理政策很可能会抑制企业的社会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发展,进而可能对经济的微观活力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我们还将在第四章中具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