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为何在法定税收之外,还需要对企业收费？除了正常的行政事业性运营管理的成本补偿外,统计外的企业的费负担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供养冗余人员。交通运输罚款是这一现象的重灾区。如果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支撑了地方的投资和社会服务,那么地方收取的费则是为了养活冗员。因此,所谓供养比例法的计算思路,就是要从财政供养人员经费缺口的角度,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切入,来匡算出企业承担的“费”的规模。
具体匡算方式为:通过公务员供养比例,或俗称的“官民比”,减去编制内的公务员数量,大致给出匡算的编制外冗员的人数范围。按照年鉴公布的公共事业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一般低于企业职工或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来估算,为了养活这部分编制外冗员,至少需要公务员平均收入水准的工资的资源。因此,这一思路的原理在于,用冗员的估计数字和其预期占用资源来推算政府收费的大概范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官民比”与西方统计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国的官方统计只统计公务员,而西方则计入了医院、学校等享受国家补贴的事业性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此口径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这里所需要计算的官民比,则是较窄口径的概念范畴。
对于我国的“官民比”,目前存在三种主要观点:（1）由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认为我国的官民比大约在1∶26；[5]（2）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公开提出,我国官民比很低,大约只有1∶198,[6]同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通过计算,认为我国政府雇佣率6%,[7]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是接近的；（3）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11年提出,我国的官民比在1∶18的较高水平,他的统计口径相对扩大,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冗员估算和国有单位的领导等均纳入了计算之中。[8]
其中,除去1∶198和6%政府雇佣率的数据比较接近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政府相关聘用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外,在这里不妨采用1∶26和1∶18两个数据,作为估算非显性雇佣公务员估计区间的上下限,从而估算编制外雇佣冗员的估计区间。通过该数据,也就能够给出,从企业身上相对保守地估计需要征收多少非税性质的“隐形费”来供养这些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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