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兴企业的发展威胁

科学家集中的效应要比分散的科创效应高。最典型的是美国硅谷的案例。同样对大学集中的效应也是一样。科创也有规模效应，科创也需要市场规模，尤其是那些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它们将全世界各类资源要素都纳入自己的市场，其中也包括将全球科创资源纳入本国的科创市场。

基础性科学发现是没有专利的，为此，这些需要政府资助。除了银行部门，特殊的融资机制有助于知识传播到私人部门。受到银行监管、资本约束等方面的限制，商业银行一般不会将贷款提供给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力、处于初创阶段的科创型企业和个人，商业银行要求贷款必须有有形的抵押品。这就需要风险投资。对于初创阶段的科创型企业和个人来说，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VC、PE等）、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重要程度大于银行的信贷融资。

国际经济发展经验还证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不能对落后产能的僵尸企业怜悯救助，要让僵尸企业快速死去，否则新的产业难以替代旧的僵尸产业。苏联的失败就是如此。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日本废除终身雇佣制也显示了这种趋势。科技创新特别需要提倡和鼓励企业家精神，这在旧企业中是很难实现的。吸收外部科创总是落后的原因，就是在于外部科创是条件环境设定好的。各国的需求不一样，为此不一定适用本国。当地需求产生当地创新，例如美国对麦子产量的创新不适用于非洲的木薯种植者。

美国的科创体系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美国是一个经济规模巨大、完整，并能有效对科创提供可持续的刺激的国家。首先，政府对基础科学有大量联邦财政支持，占GNP 的1%。80年代为了与日本竞争，曾经投资大量在半导体部门，现在又转向人类基因组合、纳米技术等研究方向。其次，注重科创集聚效应。例如硅谷、北加州和波士顿三角洲都是典型的科创资源集聚的地区。第三，美国有完善的专利制度。当发明者申请专利后，其发明就向社会公开，大家可以利用。提高社会竞争力。第四，美国有一个三位一体接口，那就是政府、大学和业界的最佳联系的组合。第五，美国有一个高效的管理环境。例如对农业生物、食品药品等设定国家安全标准，统一标准以便提高技术。第六，美国有一个风险资本投资网络，该网络与各个区域的科创节点紧密对接。第七，美国的税收和基础设施向风险投资提供支持，这是银行不愿意涉足的领域。第八，美国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第九，美国的行政管理环境对科创十分有利，尤其是企业注册登记便利。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只有为数不多能够生存，然而就是这些顽强生存下来的小公司充满创意。第十，美国有有效的高等教育体系，81%的公民受过高等教育。

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进一步梳理科创的方向和路径，否则会导致方向性的错误。诸如要从以下世界科创潮流中寻找线索：德国工业4.0，美国“再工业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上海“3+X”科技信贷服务体系，产业空间的社会综合效应，科技前瞻部署能力，去行政化改革评价体系，“产业科技+国家科技+学院科技”模式等，避免“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技术升级模式。

有学者对中国科创和经济发展进行和回归和总结。用图20.7予以解释：将核心焦距在“人才”上，而人才又是有“多样化”和“舒适度”搞定的。

图20.7　中国科创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

注：图中的数字表示贡献系数。
资料来源：Tairan Li and Richad Florida，2006，“Talen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我们认为，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取得大量科创的成功经验表明，富有成效的科技创新，必须根据本国本地区自身相对优势领域来突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很多，诸如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互联网+、绿色低碳（光伏技术、半导体照明）、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服务业云集、芯片、全球产业集群、大数据、云计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人口结构+健康、阿兹海默症预防、DNA图谱）、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业（检验设备、海洋资源开发），等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走在最世界最前列。因此，我们提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不能追求“全面开花”，而应该根据上海所具有的优势资源，“点面结合”，面上制定政策，在体制机制和环境方面为科创中心建设创造条件，点上确定重点支持、重点突破的科创领域和科创重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