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演化的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3．3．1复杂能动适应系统(CAAS)的提出

CAS理论基本实现对SO理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整合，既满足科学的规范性要求，也明确了“物竞天择”的实质是“适者生存”而非“优胜劣汰”!近年CAS理论等现代系统科学思想广受关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我们认为，CAS理论能较好地解释生物学、生态学现象，却尚不足以充分阐释人类系统。

人类具有远远超过动物本能的主观能动性，并非只是被动地适应。如果止步于“适应性”“学习”或“积累经验”等概念，其实会将人类理性贬至动物本能水平。忽视或弱化能动性，就可能异化成客观主义和宿命论，既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哲理也不符合经验事实。诚如海登·怀特(HaydenWhite)指出，“所有社会都不是自然的”，“历史是人们塑造出来的过去”(孙麾，2011)［199］，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当然，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遵循事物的共性法则(如SO理论等等)，并需要满足“适者生存”的适应性要求(客观规律决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必然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复杂适应系统，可称为“复杂能动适应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不涉及AQAL模型中的超个人心理学范畴，在忽略这块未确知的神秘领域之后，便是CAAS所对应的人类现实生存世界即人类全子。从CAAS概念来看，它是从威尔伯四大象限模型的群体维度来定义的，但依据“不二”本体论，全子各维度本质上不可分割并在交互作用中一体协同演化，那么CAAS的机理特征就应是人类全子各象限维度的统一或综合体现。

3．3．2CAAS框架下对“混合策略”与自由意识等问题的分析

高阶全子内含各低阶次元水平，理论也具有类似关系;对应于低阶全子的理论更具基础性，体现共同的基本规律，对应越高阶全子的理论则越突出主观能动性。人类全子包括物理(化学)水平、生物(生态)水平和人类水平等阶序，SO(SOC)理论、CAS理论分别对应于前两阶序水平。因此，CAAS模型必然内含SO、SOC、CAS等理论的逻辑，并体现和遵循AQAL模型的基本哲理与逻辑。

AQAL模型揭示，越高阶全子的主观能动性越强，相应生命形式具有获得更大生存自由的可能性。在物理(化学)水平，纯粹体现SO、SOC等理论所示特征，表现为典型的“客观性”(图3-2的“A”特征范畴)。在生物(生态)水平，出现CAS理论或达尔文主义描述的“适应性”问题(图3-2的“B”特征范畴)。这时的生命形式，只能在“适者生存”的生存实践中逐步“学习”和“积累经验”，主观能动性很弱或比较弱，满足“适应性”要求的过程极为被动，从而行为便呈现出概率论形式的“混合策略”，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内化为动物本能或潜意识。由于缺乏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当生存环境改变时，便可能不能及时适应而被淘汰，甚至是多次的生物大灭绝。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一旦涌现某类适应生存的突变，则又出现相应的生物大暴发。人类水平则已进化到“形式反思”甚至更高层级的意识深度，有了发现新的可能性和审视合理性的能力，即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有了主动调适的能力(图3-2的“C”特征范畴)。也就是说，人类具有相对更加自由地改变自身生存世界、塑造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能力。

当然，长期的“学习”和“积累经验”，会积淀成为潜意识或行为习惯(群体维度表现为习俗等文化范畴)，为主体提供了“混合策略”等“行为模板”，从而在应对一般问题时，反应或决策过程变得更加便捷和“经济”。对于此类范畴，“形式反思”等认知形式，反而因信息量要求和更长过程而呈现劣势。更好地适应各种生存要求，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准则，即使人类进化到更高意识深度，也必然包含较低层级，这也是AQAL模型中高阶全子内含各低阶水平的原理。由此明确，各意识层级是一种结构性存在，“混合策略”与自由意识(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并存，但分别有其适用领域和局限，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类的这种相对自由性，主要体现在对物理(化学)水平、生物(生态)水平和人类本身水平等层级的有效、合理的能动适应上，而非可以异化为“傲慢全子”的妄自尊大和胡乱作为。如图3-2所示，人类全子是“A+B+C”特征的综合，并非具有“C”特征就可以摆脱“A+B”范畴的规律性制约。也就是说，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必须遵循物理(化学)水平、生物(生态)水平的相应规律，即SO、SOC、CAS等理论阐释的规定性。并且，在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化过程中，人与人的互动共生关系，同样体现和遵循着这些规定性(正因为此，现代演化经济学以SO理论等作为范式基础和分析框架有其合理性)。那么，从人的长期生存发展看，就应努力实现“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要有人的谐和关系，要有有序而富于生机的社会经济秩序结构。至于人类理性或自由意识的实质，就是能够主动地、逐步地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并不断改造自我、发展完善自身生存世界的能力。不过，毕竟人类群体的意识深度总体上只在“形式反思”水平，还不具备“统观逻辑”能力，制约了其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达成共识，社会组织原则往往并不完美。也就是说，虽然“自发秩序并不排斥有意识的理性选择”(董志强，2008)［200］，但有限理性制约着选择本身。

这个问题又与矛盾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关联，并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挑战。哈肯(1984，2001)［136-137］的协同论指出，自组织动力包括竞争、协同两种互补对立性机制。竞争中各子系统相互制约，主体必须满足“自理力”的要求，自身才能存续，竞争也是进化的动力源;但这种需要又给生命形式烙下“自利”等类似的本能或潜意识，个人主义、极端功能主义等是其文化外化。另一方面，生存发展又必须满足“协合力”的要求，在协同的非线性作用中才能产生倍增效应，这是复杂系统的互动共生、依存发展的本质;系统论、整体论、集体主义等是其文化体现。如果破坏了互动共生依存关系，则可能“消解力”作用，造成系统崩溃或退化，对于生物种群则表现为淘汰或灭绝过程。只有较好地协调竞争与协同的关系，种群才能存续，如果协同有进一步质的提升，则“超越力”呈现、全子丛聚进化。超越进化涌现出的新特征，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矛盾和挑战总是存在——不断对生命形式提出新的拷问，不断出现演化分岔——分岔既包括多样性的产生，也包括进化与崩溃(退化或淘汰)的根本差异。对于人类而言，问题核心在于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表现为各种现实拷问，而人类的选择决定着自身的未来命运——这便是自由意识的“自由空间”。

3．3．3CAAS模型基本内涵与机理的综合描述

基于前面的分析，将CAAS模型的主要观点或机理概括为五大要点:

1．主客观协同演化的因果互循逻辑

主客观是辩证统一的“一体两面”^[24]，二者按共性法则协同演化，在时间维度呈现为一种因果互循逻辑^[25]。基于客观，形成主观认知，派生相应意向行为，而行为实践又改变着自身存在系统，如此因果相循、生生不息。一个系统的群体内在水平(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和有效性，文化对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客观协同演化，意味着人性、文化和社会形态等等都有进一步进化的可能，但演化是相反相成的，社会经济系统也存在倒退可能——趋向“分叉”哪一端取决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客观规律只是起着规律作用(即“天道不仁”)。

2．主体性与主体间性^[26]的辩证统一

全子概念将“个体”与“群体”维度统一，其哲学本质是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辩证。这首先体现为全子“整体兼部分”的自相似性结构。例如，企业是成员的群体聚合(内部主体间性)，从社会经济系统视角看则是组元个体(主体性、外部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揭示了事物本质上的互动共生依存关系，故“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复杂系统仅为相对稳态，会不断解构与重组，依存关系是动态的。系统的反应调控机制，也存在交融的“一”“多”两面，是“周围神经系统”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综合作用。因此，经济运行既需要市场主体自组织运行，也要有国家整体统筹与宏观调控，制度变革既需要自主创新也要有顶层设计。以上逻辑，克服了宏观微观的简单二分，将个体、族群和系统等范畴的运行演化内在地统一起来。

3．SO、SOC、CAS等理论体现着基本法则或普遍规律

SO、SOC等逻辑是复杂系统的基本法则或规律，属“天之道”范畴。CAS的“适应性”要求就由这些基本规律决定。CAAS同样遵循这种“适应性”要求、体现着相应规律;人的主观选择与能动创造，只能影响自身存在系统的演化方向，而不能改变规律本身，顺应才能更好地满足“适应性”要求。并且，主观内在维度的演化同样遵循相应规律，其自组织“涌现”在广义上是指意识深度演化，狭义是指人类心智的创新(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等出现)及其社会交往扩散过程。社会经济系统既要有足够的稳定性，也要有足够的活力，总体处于“混沌边缘”，具有SOC特征。SOC理论表明，SO系统自由发展，必然造成差异与不平等情况且会不断增强(幂律特征)，达到临界则可能发生SOC灾变——社会经济系统的所谓“平衡”，实质是非平衡系统极度发展后的崩溃过程，可称此为“非平衡的平衡”机制——这里体现着“极则必反”(《吕氏春秋·博志》)，以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的道理。

4．理性的实质与复杂人性

人类意识深度达到形式运算或“形式反思”阶段，这是一种发现可能性和审视合理性的能力，此即“理性”的心理学实质。另一方面，生命形式存在一种深藏无间的自我中心或自我执著本能，即自利偏好，这也是自理力的要求;协合力(主体间性)则要求具有利于合作的本能或自觉，即亲社会性或社会偏好。人性内含互惠、公平甚至利他偏好，这有着丰富的行为实验、神经科学和计算机仿真证据(叶航等，2013)［201］。这种复杂人性，还表现出“界内”“界外”的差异，对“界内”更具包容性，对“界外”则更多呈现自利偏好。同时，自我执著程度会随着意识深度进化而降低，存在从自我中心、家庭中心向社会中心、世界中心甚至众生平等方向演进的总趋势(威尔伯，2009)［191］;人的需求结构，相应从物欲中心逐步向精神中心过渡，大致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描述。但演进并不容易，且往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人们一般处于某中间水平。这一系列意识心理特征，即所谓“人之道”。

5．“适应性”的两个维度:外在的功能适应性与内在的心理调适度

SO、SOC、CAS等客观规律决定外在的功能适应性，行为符合该要求的物种才能在自然选择中存在下去。这种要求在演化中内化为“意识”深处蕴藏的各种习惯性力量，低等生命形式表现为本能，人类则体现为偏好(个体维度)、文化逻辑(群体维度)等等形式，并伴生相应心理情感体验(如情绪)，此即内在的心理调适度。背离习惯性力量会引起心理调适度问题，主体行为由此被限定为某种“混合策略集”，从而将系统维持在某“混沌边缘”的相对稳态——一种可以避免系统消解的“锁定”作用，但也可能成为阻碍进化超越的保守力量。“天之道”是客观性的，“人之道”则可调适顺应:当两种“适应性”要求不一致时，只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学习”调整习惯性力量，否则会陷入冲突甚至灾变。“适应性造就复杂性”，故有复杂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存在与迁变。

3．3．4CAAS的几个重要特征

作为经济学的一种整合范式，CAAS模型承继波茨(Potts，2000，2008)［202-203］的有关观点^[27]，沿袭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要素”概念，但将其“连接”概念理解为社会经济系统体现的CAAS机理。至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分别是指经济系统运行的状态性结果和系统本身的演化变迁，而基本制度等文化范畴则属于系统的“慢变量”。系统的运行主要依循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发挥主要体现在对自身存在系统的塑造。为此，这里特别指出CAAS的三个重要特征:

(1)进化发展模式都依循“阶序化”，即系统成长依循“整体性与完整性不断增长”的秩序进行——整体变成新整体的一部分——这便是自然阶序或全阶序;如果有全子僭越自己的位置、企图主宰整体，就会产生病态阶层或支配者阶层，例如癌细胞影响整个身体、法西斯独裁宰制整个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独大等等。矫正这种病态并不需除掉阶层本身(也不可能)，而是要掌握那个“傲慢的全子”(威尔伯，2009)［191］，将它纳入自然阶序中，即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2)演化到越高层级，外在的系统结构关系越复杂，内在的主观能动性也越强，就必须有更大范围协作的“大我”精神，才能融洽自理力、协合力关系。不同阶段的人类生存形式，需要有相应水平的社会群体意识，否则不能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经济形式或不能良好维系之。例如，自然经济主要是家庭血缘范围内的协合(家庭中心)，社会化大生产则需要有跨家庭血缘关系的协作精神(社会中心)。

(3)高阶全子必须有效融合低阶水平，每次演化进步都是全新的超越，但需整合原有深度，如果没有起码的整合水准，就会成为一种病态。例如，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后按苏联经验很快过渡为“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对资本主义“肯定成就”的整合就不充分。但整合绝非倒退，而是以超越为前提;任何沉迷于低阶社会经济形态，甚至将其奉为圭臬的观念和做法，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当然，CAAS应该具有更多的复杂特征，尽可从其他方面进一步概括。基于本书的研究主题和需要，对此不作过多讨论。

3．3．5CAAS模型小结

综合来看上述相关机理与特征，其基本性质与关系为:要点“(1)、(2)”表达了人类全子四大象限维度的因果互循、一体共生的哲理基础和根本机理;要点“(3)～(5)”说明的是CAAS运行的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特征及二者的综合机理;三个特征，实际上是CAAS健康运行与成功进化的关键性条件。总体来看，对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化，CAAS模型提供了一种多视角统观的分析框架:人类全子各维度因果互循地自组织演化，人们为满足“适应性”要求而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塑造着自己的社会经济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客观世界，人类文明成就本质上是人类全子内在维度(广义文化)成果的外化。

人类在长期过程中对生存世界及自身的认识不断积累深化，全部积淀即广义文化，其外在功能发挥形式即文化手段，包括塑造社会经济系统的文化逻辑(即习俗、规则、制度等范畴，本质是对人本身、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将自然界物质能量纳入社会经济系统的技术手段(即生产力，主要为科学技术，是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这两大范畴。从客体的自然属性看，“经济本质上是人类凭借文化手段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并在某种文化逻辑预设下的社会系统中流动、转换、消耗的物质能量总和”，“人类为了实现对自然的合法占有，通常将被文化手段所控驭的能量称之为财富”(麻勇恒，曾羽，2010)［204］。技术手段(生产力)本质上是延伸的劳动能力或手段，文化逻辑需与其相适应，由此确定相应的生产劳动组织形式和成果分配分享方式，财富由劳动创造并由文化逻辑的发展水平定义。CAAS文化手段两范畴因果互循地协同演化，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机理，一切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制度)变迁都是该协同演化过程的外显。

综上可见，经济研究的根本任务，应在于深刻认识经济规律和探索创造性地适应规律，依据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发展情况，依循规律的要求，真正发挥理性光辉，适时推进文化、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与革新完善。而经济研究的分析框架，则必须基于社会经济系统是个“复杂能动适应系统(CAAS)”这一基本事实，即必须在复杂系统的动态、非均衡框架的基础上，来探讨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演化的相关规律和人的能动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