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均衡的实质与制度要求

这^[1]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

——卡尔·马克思

相变理论使我们能在革命的机制中重新找到许多在自然科学中发现过的效应。我们已经知道，在相变过程中观察到的旧状态的不稳定化，是与强烈的波动现象相联系的。

——赫尔曼·哈肯

经济学三大体系中，对经济增长均衡问题展开讨论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构建了其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从而开辟了后来被称为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领域，并由此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均衡制度的固有矛盾，进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构想。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以及费里德曼(Γ．Α．Фельдман)的经济增长模型，同主流经济学的现代增长理论是相通的，提出的均衡条件并无太多本质区别，模型也可以进行转换(杨继国，2001［38］;吴易风，2007［72］)，在此范畴也就没有太多争议。分歧主要在于经济危机理论部分，尤其是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争议，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此存疑。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寻求从其他思路来解释经济危机成因，主要有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财政危机论、经济长波论等等(王元璋、游泳，2006)［77］。比例失调论与消费不足论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部分继承，然而忽视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在矛盾中的根本作用之后，“只就矛盾讨论矛盾，不能从根源上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孙立冰，2009)［74］。财政危机论则将危机在经济上的必然性，转化成为围绕政府预算各方博弈的结果。这些解释与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各种观点已无实质差异，不外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等，那么应对就主要是策略性的，在制度要求上只到治理层面即So3、So4层级，而不会触及根本制度So1、So2层级。至于经济长波论，则不是对经济均衡的讨论而属经济进化问题。此外，行为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从非理性来解释经济、金融危机等，从人性出发是找到了问题的终极根源，但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它又有现实条件，人性常在而经济危机是个历史范畴，非理论框架下的解释不能替代对经济均衡问题的讨论，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说明非理性疯狂的现实条件和指出经济均衡的制度要求。为此，本章对经济均衡问题的讨论将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争议为主线，在辨析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既有解释的可能不足或疏漏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第4章的经济生态学模型来重构经济危机理论，将该理论原来相对割裂的主要内容纳入到一个逻辑框架之中，并整合凯恩斯、斯威齐、哈曼(ChrisHarman)等人的有关观点，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积累耗散规律和SOC灾变机理，从而对经济均衡问题的核心内容——经济危机的机理与应对给出一种经济生态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