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宏观经济驱动系统，立足制度变迁破解“稳增长”难题

破解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推进经济进化，不断做大N，还必须在此过程中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所谓宏观经济驱动系统(简称“经济驱动系统”)，是指各类经济驱动方式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等安排，其有效性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随着社会经济系统演化，如果宏观经济驱动系统不能与此适应，就可能难以保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甚至有可能滑离“混沌的边缘”，发生SOC灾变。经济转型升级本质是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过程，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斯密定理)，健康的经济增长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过程，从而为转型升级创造空间和条件。通过压缩过剩产能虽可改变经济结构的比例关系，但相应市场规模却未必增加，相反有可能出现萎缩;如果仅有此类型的“调结构”，而不能有效“稳增长”，那么，鼓励发展的产业也可能因缺少市场支撑而发展乏力。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经济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的当前阶段，若我国经济发生SOC灾变的硬着陆，将会产生深远的致命影响——所谓“危机重启”并不适用于后发的赶超经济，一旦受此打击，必然严重损害我国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重构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结构的战略意图就很难如期实现。为此本书认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增长是一体的，既是供给侧问题也是需求端问题，“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必须有机统一。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但一定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则意味着当前经济驱动系统还未能适应新常态。必须改革不适应因素，实现宏观经济驱动系统的升级。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驱动系统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应性，并且已不再仅仅是经济驱动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需要从社会经济系统有关“序参量”出发来升级经济驱动系统，立足于制度变迁破解“稳增长”难题。

7．3．1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减速背后的经济驱动系统问题^[4]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减速，既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大幅萎缩有关，更是我国内在结构性因素发展变化使然(任保平、宋文月，2015)［241］。同时，还要消化过去两轮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无以为继，消费驱动等进入视野，尤其是创新驱动成为共识。经济驱动系统出现一些相应调整与变革，如更注重调结构和市场配置、政府职能转变、抑制地方政府GDP崇拜、鼓励创新创业和扶持一些产业行业，等等。当然改革永远在路上，一些深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由于生产率提升的技术变迁过程有较强客观性，创新成效需逐步呈现，难以强求和作为及时拉动之策;同时扩外需涉及国际经济生态与秩序的深刻变化，“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外向战略的效应发挥也有个过程;所以，当前稳增长的重点还是在扩内需，投资与消费是关键。稳增长必须满足调结构、防风险等等要求，从而给扩内需带来新挑战，现实中的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也都出现一些新问题。

1．投资驱动的实现机制出现新障碍

(1)固定投资增长持续下滑，投资驱动新安排的成效有限

近年不断出台支持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数量显著增长，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下滑(图7-1)，从2011年2月的56．3%跌至2015年5月的12．1%。经济下行时社会和民间投资增长减速，其实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经验表明，拉动经济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我国过去主要靠政府主导实现，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2010年至2012上半年中央项目、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投资增长大幅收缩，正是基于调结构、防风险等要求而主动收缩，此后基于稳增长要求而放松回升，但2013下半年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投资增长又持续下滑(图7-1)。经济相应下行，2015年GDP增速仅6．9%，创25年以来新低。

图7-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曲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这些情况表明，稳增长需要更有效的投资驱动安排。为此2014年下半年以来推出了许多PPP项目等投资项目，力图由此以一定的政府资金，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但各地PPP项目进展参差不齐，到2015年中旬签约率还不足两成，后经强力推动而有所提升，但目前签约率也仅三成。一些相应的中央下拨财政款项长期趴在账上，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投资。这种现象难以简单地用“怠工”解释，而是涉及制度法规、融资机制、回报机制、准入退出等复杂原因。总体来看，新安排在投什么方面有明显改进，在谁来投、怎么投等方面有新探索，但实现机制还存在某些障碍，稳增长的及时性有所弱化，撬动效果也还有待观察。

(2)投资驱动安排中地方政府存在角色冲突，撬动社会资本可能需有新机制

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地方政府主要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而投资等传统经济职能弱化。那么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就应主要依据自身职能和财力确定项目安排，当然可以是PPP项目等形式，但动因未必是基于稳增长要求。特别是还有18万亿地方债要消化，许多地方财力有限，财政弱的地方更对PPP项目存有顾虑。财政部4月14日也发文要求对PPP项目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以防控财政风险。也是基于回报、风险等原因(孙学工等，2015)［249］，目前真正民营资本介入的基本都是些污水处理等较小项目，且往往采取用户付费的BOT模式，而非政府付费的PFI等模式。一些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联系，想让银行之类作为主要的社会资本进入项目，但也困难重重。

从国际经验看，PPP项目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手段，但即使PPP项目比较成熟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没有凭此摆脱萧条的经验，且目前经济状况更糟。当然，不能就此否定PPP项目及类似安排的稳增长作用，但可能需要超越西方经验、结合我国自身情况和过去经验，对其作进一步改进。

从目前情况看，主要问题可能出在缺少适合的中间承载，地方政府存在上述角色冲突，一般市场主体更缺相应动因。也就是说，需创新构建一种能整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等层面要求的投资驱动新机制、新平台。

2．消费驱动的根本性制度条件需改革完善

(1)消费率总体偏低，储蓄过剩难以消化

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基础作用，但内生性较强，主要属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我国多年来消费与GDP增长大体同步或略为滞后(图7-2)。2014年消费的GDP增长贡献率为50．2%，投资贡献率为48．5%。2015年一季度消费贡献率可能近六成，但5月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名义增长仅10．1%，比2014年同期低2．4%。

图7-2　我国投资、消费与GDP名义增长曲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世界大多国家的消费率为70%～86%，但成功实现经济系统升级的后发国家存在U型变迁，如韩国的最终消费率1988年降至61．7%，此后逐渐回升至65%～70%。我国的最终消费率1952年为78．9%，1981年为67．1%，谷底为2010年的48．2%，2014年最终消费率为50．2%，居民消费率为36．2%。同时有研究估算每年过剩储蓄达GDP的15%左右，按当前GDP规模算约为9万亿/年，即使扣除境外购买仍是天文数字。这些情况说明，赶超经济需有更高储蓄率，但我国消费率可能过低，储蓄大量过剩。过去有人口红利、外需红利等从供需两端为此提供存在条件，并靠投资拉动来消化储蓄;但新常态下这些红利消失，寻找投资机会和实施投资驱动也更加困难。

(2)消费驱动的实质是创新驱动，涉及相应制度的创新变革

消费增长当然需培育消费增长点，但首先要有相应消费能力，这又取决于收入水平及其结构合理性，进而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与分配制度。也就是说，消费驱动最终要靠生产率提升和分配制度优化，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本质是创新驱动的问题。从分配层面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驱动可以说就是共同富裕的问题。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大幅上升超过了警戒水平(图7-3)，有研究甚至认为实际水平还远高于此(杨耀武、杨澄宇，2015)［250］。近些年的惠民工程、惠农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等带来基尼系数7连降，从而消费保持了较高增长。

图7-3　中国基尼系数变化曲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不过再分配毕竟是从属性的，初级分配才是根本性的，而这又取决于生产关系。全球和历史经验表明，当非公经济占主体时，尤其在生产率不太高的中等收入阶段，基尼系数往往较高。从数量规模看，我国非公经济已在七成以上。我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固然有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等原因(段景辉，2010)［251］，但劳动收入分配占比偏低无疑是重要原因，也由此决定了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基本格局(张波、邹东涛，2015)［252］。也就是说，新常态下的消费驱动，深层本质其实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完善问题。

7．3．2实现宏观经济驱动系统升级的政策建议

突破需求约束是稳增长的关键，由于当前经济驱动系统机制障碍和分配制度等深层问题，导致储蓄过剩且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在此条件下，稳增长就不只是驱动方式的选择和安排等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更需从加强制度创新、完善驱动系统的体制机制等层面入手。虽然制度创新不是常规调控手段，但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却能带来系统质变，从而突破瓶颈及时激活增长潜力，在解决长期问题的同时又产生良好的稳增长效果。在“7．2．2”中讨论了总体发展方略，在此仅从稳增长要求出发，说明解决宏观经济驱动系统主要瓶颈问题的基本对策。

1．构建投资驱动的新机制和新平台，创新设立从事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项目投资的专业化运作实体(简称“专业运作实体”)，并建立面向市场的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基金。

(1)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发起创设专业运作实体。基本设想为:①在国务院统筹下由发改委、财政部和国资委等等部门共同研究创设专业运作实体，由其担当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连接平台和风险隔离层，可归口发改委指导与管理。②专业运作实体为类似政策性银行的独立法人，是PPP项目或类似项目的专业运作机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营利为目的，重在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同时有一定的独立经济利益，也要加强经济核算，可以不在乎短期回报，但在长期过程中要能形成有效的资产和收益能力。③专业运作实体从各级政府承接相关项目，发挥专业能力对项目加以完善、向社会发布和组织运作;专业运作实体作为中间责任主体，承担地方政府失信和政策性风险，社会资本承担市场风险，过去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转化为专业运作实体与社会资本的合作。④以多样融资手段引入和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完善融资体系，建立相关退出平台;若项目可行但未能及时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只要政府与专业运作实体达成共识，就可以主要靠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基金的融资，先行开工实施相应项目。⑤现阶段这种新模式与原PPP项目模式双轨并存，原模式也可委托专业运作实体代理运作，但进展迟缓的项目应及时转到新模式体系下统筹安排。

(2)建立面向市场的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基金。经济下行时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不足，大量社会与民间资本往往转化为投机资本或闲置;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加上对此领域不太熟悉、操作能力局限、风险顾虑、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直接的PPP项目等形式未必能大规模撬动社会资本。依托国家信用、建立面向市场、规范运作的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基金，或许更能将过剩资本有效组织起来、及时引入实体经济领域。基金由国家引领但按市场规则运行，资金有国家参与但又是规范地从市场募集: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特许投融资范围(如社保、险资等)，提供国家信用担保，用多元工具多渠道向国内外募集资金;基金不追求短期回报，而靠长期收益能力融入市场体系;基金主要用于满足专业运作实体的相关融资需要，也对一些有市场前景和战略意义的产业发展项目提供融资。

2．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作用，积极发展劳动股权等新型公有制实现形式，打造更加高级的新型混合经济，从而进一步完善投资驱动、消费驱动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制度条件。

(1)在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下，拓展国有经济发展领域，充分发挥其经济驱动功能。过去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是战线收缩，国企从一些一般性高度竞争的领域大量退出，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集中。新常态下情况改变，发展战略应相应调整:一是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主题，技术积累是其关键，应充分发挥国企的技术底蕴及其在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比较优势，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多重发动机组合;二是当前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处于深刻重构过程中，要从国际竞争要求出发，发挥国企对关联产业群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三是国有经济一直是投资驱动的主要抓手，目前相当比例的国资在重化工产业等类似领域，工业化中后期其基本趋势是相对缩减，只有向更广泛领域尤其是新兴领域拓展才会有大的投资空间，这是扭转国企固定投资增长下滑态势的重要条件;四是国有经济的数量规模与从业人员占比上升，有利于提升社会工资收入的总体水平和改善分配结构，从而为促进消费增长奠定更坚实基础，这种作用还必将随着国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而进一步凸显。

(2)通过发展劳动股权等形式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打造新型混合经济。这也就是新型产权制度的现实建构过程，本书在“6．4．2”部分已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在此再次强调的是，劳动股权具有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制”特征，必须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重要具体实现形式。当然，劳动股权不能独立存在，需要与传统公有、私有产权等形式整合。这种整合变迁既适用于国企改革，也适用于非公经济的进化升级，由此形成更高级的新型混合经济。劳动股权利于克服传统的劳资矛盾，也是一种较理想分配制度:成员都是主人身份，相互形成直接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并全方位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能将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在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成员积极性的同时，又能较好地防范短期投机和搭便车行为。劳动股权在治理等方面也有优势:相关主体有恰当的“主人”角色，自然克服所谓委托代理问题并内生相互监督，且内部交往可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也更能协力共渡难关，如化解企业困难时的工资刚性压力问题等;并且越是技术密集型、创新型企业或产业，越适宜发展劳动股权，发展新型混合经济也有利于实现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