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

在传统理论研究中，有关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资本要素的变化加以考虑的。因此，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中，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要素流动的一种替代^[3]。假想两种极端情况:“完全的要素流动性以及完全消失的贸易，或者是完全的要素非流动性以及不加限制的贸易”^[4]，静态地看，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投资)之间无疑是一种替代关系。而处于两种极端情况中间的情形，“贸易障碍的增加将激励要素的流动，而要素流动的限制则将刺激贸易增加”(Mundell，1957)，贸易壁垒程度和要素流动性限制程度的比较将决定国家间经济联系是较多地借助贸易还是借助要素流动。在现实经济中，部分的贸易壁垒和部分的要素流动性限制是并存的，贸易和投资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很显然这是一种宏观的关系。而从中观角度，当我们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去向时，投资也许会进入到原本东道国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产生更多的货物贸易;或者进入东道国进口替代产业，减少对外进口，消除部分货物贸易。“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消除的，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的”，“应该遵循产业投资上的比较优势原则，这样才会产生贸易创造”^[5]。

对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解就是进出口货物的总量。相应地，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就变成了进出口货物总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不妨将国际贸易的净流量和要素流量进行比较，以研究它们的运动机制(当然，要素流量也可以视为一种要素贸易)。由此，就可以发现，“如果要素之间是非合作的，货物贸易和要素贸易将是互补的;若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货物贸易和要素贸易间将是替代的”^[6]。如果将要素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抽象出来，并且由于生产技术的不同类型，就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关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的分析似乎找到了着力点，这个着力点就在于其微观基础。

微观上，还可以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过程中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跨国公司总部主要出口技术、总部服务、管理等。如果考虑这些贸易形式，则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就是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不仅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而且越来越不可分开，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统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7]。

但是在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中，现有研究结果可谓是莫衷一是。Stone and Jeon(2000)认为，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但在这种互补关系中，贸易更倾向于占一种主导的地位。譬如，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在施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后才引致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区别，同时也从时间顺序上对贸易的主导地位予以了证明。诚如Mundell、Kojima、Neary、Markusen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何种类型国家，如果直接投资进入出口扩张型产业或丰裕要素密集型产业，将扩大一国比较优势，引致更多国际贸易;反之，若进入进口替代型产业或稀缺要素密集型产业，则将替代国际贸易。关于这一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对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95年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了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整个样本来看，FDI与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与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关系的显著性水平较低，FDI的影响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的上升而增大。人均FDI流入量每增加1%，高、中、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分别上升0．55%、0．31%和0．28%。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FDI对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有很高的显著性，对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也有较高的显著性，但对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影响不显著。

不论贸易与投资相互关系中谁占据着主导地位，仅就现有贸易理论成果来看，技术是影响一国贸易发展的关键变量的事实是无人反对的;但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可以通过投资的溢出效应实现，也可以通过贸易溢出来获得。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外向与内向FDI和进出口贸易来推进技术进步，但是这四种途径并非技术进步的充分条件，技术进步并不是自动地随之而来的^[8]。通过这四种途径得到的技术进步的效果不相同，内向FDI和进口的作用要大于外向FDI和出口的作用，而内向FDI还要强于进口对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作用^[9]。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投资和贸易作为技术传播的途径，二者明显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10];但是注意到一国的技术进步并非由投资和贸易完全导致，且如前所述，技术进步的充分条件并非贸易和投资。因此，二者的互相补充关系是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在二者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范围内相互补充的关系。在有些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具体形式能够体现出这种补充关系，比如说中国。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一国的技术水平，若以单位资本来衡量收入水平，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总体技术含量已经相当于其他同等收入国家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三倍^[11]，然而中国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主要是由其进口的大量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所蕴含的技术含量决定的，或者出口的大量的高技术产品都是由外国投资公司进行生产的，而不是中国本土企业，外国公司只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平台^[12]。因此，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高技术零部件的进口(贸易)和外国投资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从中也可以发现对于技术进步投资和贸易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另外，相关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了，从2001年开始，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有大约超过50%的份额是外国投资企业(FIEs)贡献的;从2003年开始有85%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FIEs贡献的^[13]。

技术溢出是投资与贸易对特定国家(投资时为东道国)技术变量产生影响的重要路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所具有的技术扩散效应对一国的技术进步都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技术的差异解释了贫富国家的单位资本收入差异中的绝大部分”^[14]，但是技术的不平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获取技术以缩小其差距，并最终消除收入差异^[15]。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就是获得技术的重要途径，而且就两种途径本身而言，也是刺激一国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将扩大本土生产制造企业的竞争和加速其技术进步进程”^[16]。然而，就作用强度的差别而言，主流观点认为，进口和内向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较强;且这一观点得到较多经验研究的支持。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外向直接投资(OFDI)和出口对于母国的技术进步也具有促进作用^[17]。外向的FDI和出口将扩大母国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好的销售回报，以至于能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18]，这种情形可以被归结为市场扩大带来的竞争效应。进入国际市场，母国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广的文化视野，而学习和交流将刺激创新和技术进步^[19]，这种效应可以被称为学习效应。

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传统研究成果所延续的仍然是主流学派的观点，即所有权特定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且利润最大化的“资产利用型”投资是其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此，现有理论研究大多数都得出内向型投资通过“(正向)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作用要大于“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的技术促进作用^[20]。然而，近年来，当有关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时，发现这类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不仅仅在于利用自有特定优势以谋求更大的收益，也是为了获取东道国的战略资产以培育其特定优势。换言之，企业特定优势不仅源自自有知识资本，同时也可以通过与东道国企业的合作、对其购并等路径获得^[21]。如果某一企业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或能力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来获得，它就会内生出对拥有其所需战略资产的特定国家进行投资的动力。

对于这一观点，Lee和Kogut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早期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项目更倾向于通过组建合资企业的方式获取美国的技术，而不是更好地去发挥自身的特定优势^[22]。在电子产品^[23]、半导体产业^[24]以及生物技术^[25]等领域，有关学者经过实证研究也发现，这些日本企业的投资更注重于对东道国技术的应用与吸收。而近年来有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搜寻和获取海外战略资产是此类国家和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Lecraw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有关企业调研发现，出口加强型(Export-enhancing)企业比经营扩张型(Operation-extending)企业更倾向于对收入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进而获取管理、技术及营销知识^[26]。Kumar通过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该地区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用于强化其非价格竞争能力，而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用于强化其价格竞争能力^[27]。换言之，这些企业海外投资区位差异是与其目标选择有关的，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技术等战略资源，以提升企业特定优势;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为了将其已有优势与东道国禀赋资源相结合，以谋求收益的最大化^[28]。

在对外投资与贸易关系研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向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贸易促进方面，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其母国贸易关系的研究甚少。现有国内研究还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要内容。冼国明(1998)从技术积累、竞争策略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探讨，构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学习型FDI”模型^[29]。马亚明和张岩贵(2003)对Motta(1996)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技术单向扩散与双向扩散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的公司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为了靠近先进厂商以获得技术扩散效应，实现技术升级，而不是利用已有优势^[30]。茹玉骢(2004)提出了跨国公司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的系列效应，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技术寻求型投资所引起的研发投入将带动母公司研发的进一步投入，两者是互补和促进的，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同时还认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是投资企业必须拥有知识吸收能力和构建网络的联系能力^[31]。

在实证研究方面，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国内学者们分别采用案例研究、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等方法对中国企业进行OFDI的动机及其与国内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鲁桐(1999)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为扩大海外市场和寻求先进技术^[32]。李蕊(2003)对制药业和电子行业的统计数据和案例进行分析，证明获取相应的先进技术是中国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33]。刘凯敏和朱钟棣(2007)通过对OFDI和TFP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TFP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对中国OFDI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34]。

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2006)通过对Lichtenberg和Potterie (1996)模型的修正，并使用1985—2004年中国十大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国的投资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几种技术溢出渠道对代表国内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使东道国的R＆D溢出到母国，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每增长10%，则能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4%，影响的强度比较大，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5]。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白洁(2009)、林青和陈湛匀(2008)等学者。

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利用VAR模型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步关系^[36]。刘明霞和王学军(2009)则使用地区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构造了国内研发存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和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并根据Fare等(1994)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市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实证结果表明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而吸收能力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大小的关键因素^[37]。在用专利申请量衡量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短期与长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发现，OFDI在短期对我国总专利申请量、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专利申请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长期只对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而且逆向溢出效应也存在着地区差异^[38]。此外，在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国内外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之影响的实证分析中，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在引入内向FDI后，得出了FDI流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以及ODI具有显著正效应的结论^[39]。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所表明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增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