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其贸易模式的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模式演变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大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贸易，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上的优势，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来看，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问题。下面，我们将以中国为例，说明对外贸易模式的演变。

1．产业间贸易模式

在我国最初的贸易活动中，产业间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的产业间贸易也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按照比较成本学说，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应该出口我国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进口我国具有比较成本劣势的产品;而按照要素禀赋学说，我国则是要出口密集使用我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我国稀缺要素的产品。但无论按照哪一学说，针对我国自然资源、劳动力较为丰富的现状，都要求我国在进行外贸活动时出口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贸易模式既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并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长期依赖劳动力比较优势产业发展对外经济，虽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能够获得暂时的利益，但因为产业升级缺乏动力，技术进步停滞，制度创新缓慢，获取贸易利益的成本越来越大，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在“比较优势陷阱”的作用下，我国产业间贸易的主导地位逐渐降低，这一点从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可见一斑。1980年，我国初级产品包括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草、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出口额仅为91．1亿美元，但却占了当年全国出口总值的50．3%;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未分类产品出口额为90．1亿美元，仅占49．7%。到2005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却在下降，降为8．9%;与此相反，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92．1%。1980年外贸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额为69．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34．3%，到2005年该指标已下降为18．8%;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65．2%上升到2005年的81．2%，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5]。

产业间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的降低，主要与我国在产业间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有关。首先，产业间贸易使得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基于产业间贸易的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基本上是侧重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强调发挥我国劳动力和资源丰富的优势。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而进口的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种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的贸易格局使我国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产品市场潜力小，极易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其次，长期的产业间贸易会造成我国产业利益的丧失。在产业间贸易占主导地位期间，我国处在以资源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低产业结构层次中，这势必使得我国与有着较高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长期贸易的结果，无非就是发达国家日益进步，而我国则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最后，我国贸易发展的背后是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资源密集型产业带动的贸易发展，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无非是资源的巨大消耗和使用效率的低下。这与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过分地强调静态比较优势，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无法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而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提升，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同时，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这会使我国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基于此，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2．产业内贸易模式

伴随着我国贸易实力的增强，我国的产业内贸易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且产业内贸易在我国贸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也在上升。我国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总体水平从1992年的59．8上升到2004年的74．2，许多主导产业的产业内贸易额均占据主导地位，对外贸易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发展的趋势已非常明显。从商品的大类看，产业内贸易指数增长最快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从1997年的90．6开始，一直保持着高水平，2003年甚至达到98．7。其次是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商品，其指数从1994年上涨到90．5后，就一直保持在95以上，2000年更是达到了99．1的高水平。随着我国资本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这两类产品在国际上已具有竞争力。再次为化学成品类，历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超过了50。我国的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度较为发达，尤其是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及有关原料，在1992年曾分别达到70．5和86．4;但自1995年开始下降，2004年两者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只有19．1和46．4。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商品的出口减缓，而进口大幅上升。可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矿产品及其他原料型商品已不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6]。

产业内贸易比例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差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且无产品特色。经验分析表明，产品差异可以引发水平产业内贸易，且产品差异越大，水平产业内贸易比重也越大。产品差异包括花色、款式、型号等水平差异和档次、质量等垂直差异。因而，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或增加花色品种、扩大型号类型便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有被高估的迹象。由于我国参与产业内贸易的主体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大多是看重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才在我国进行大量的加工生产，中国对于它们来说只是个加工工厂，其核心技术都在国外，因而对我国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大。这样一来，在度量产业内贸易水平时就会出现高估的问题。

第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缺乏竞争力。据2002年进出口商品相关数据显示，一些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且差异产品特征显著的商品，其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为:计算机41，集成电路39，汽车32，机床29，飞机8，电子交换机6。这些高技术、高资本密集度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具有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因此，较低的产业内指数表明，我国在这些产品上还缺乏国际竞争力。

第四，我国的许多企业存在着产业集中度低、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我国的企业虽在数量上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但从质上看大多数企业都有生产能力重复配置的情况发生，因而影响到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进而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3．产品内贸易模式

在这种新的分工格局下，特定行业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提供着价值链上最多的价值增加量;特定行业中竞争力强的若干少数国家占据寡头优势环节，提供价值链上相对较多的价值增加量;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家占据不完全竞争环节，提供一定的价值量;而在价值链中不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只能占据价值链中完全竞争环节，在产品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中提供很小的价值增加量。因此，从产业的国际竞争角度看，产品内分工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由此推之，贸易条件的变化不再局限于贸易结构的变动，而是要看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

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一直体现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也一直固化于增值能力最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尽管我国出口迅速增长，但由于主要由加工贸易推动，我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很小。也就是说，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体系中，中国基本处于价值链的末端，企业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缺乏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例如，在高技术产品的通讯设备、计算机和办公设备方面，中国由于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外国的技术创新，赢利能力受到限制和挤压。即使是那些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中、高技术产品，也大都属于这两类产品中的低端部分，无论质量、性能、技术创新和外观设计都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低水平，与一般的制成品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并不伴随贸易条件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模式的影响

仍以中国为例，从上一节中关于贸易模式演进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即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培养资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但仍然缺乏核心技术。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应继续引进外资，以更深入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积累资本和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攫取或培养核心技术，并整合全球资源，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知名度。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促使对外贸易模式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并逐渐向更高级别攀升。

在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下，分工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因此，不必局限于国家整体的比较优势，而是以企业或者产品的竞争优势切入国际分工，通过企业对外贸易模式的优化来促进整个国家对外贸易模式的跃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贸易模式转变的作用，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首先，以生产为导向的投资。此类投资主要是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将生产过程中的非核心环节和低附加值环节在东道国完成，而在国内则集中于研发设计以及核心的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在这种格局下，企业可以专门培养以技术优势为主的核心竞争力，从而逐渐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对外贸易中，领先于国家整体水平。当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直至资本、技术优势逐渐代替劳动力优势时，我国对外贸易模式就会逐渐改善。

其次，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这类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拓展东道国市场、开展全球布局，或者利用海外市场转移并扩大自身的技术优势。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部分企业在制造业的很多领域已经培养起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样，可以利用对外投资拓展海外市场，并培养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国优势产品的出口才能进一步扩大，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才能不断提高，通过改善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达到贸易模式的优化。在市场开拓方面，主要是利用国内积累的制造优势，挖掘海外的市场潜力。如主要经营通信、信息等高科技产品的松立电子实业有限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在马来西亚拥有的VCD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 000万美元;长虹集团与俄罗斯合作在莫斯科近郊建立电视机组装厂，面向俄罗斯和东欧市场，最终生产能力将达到年产300万台^[7]。在技术转移方面，由于我国在航天、原子能、生物工程以及激光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些新技术在国内市场的应用空间暂时还不大，而在国际市场却前景广阔。因此，拥有这些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在消费层次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利用并巩固自身的技术优势。如康佳公司在美国硅谷设立的R＆D中心开发出数字电视，相比国内市场，这一产品在美国的需求更为旺盛。

最后，以技术获取为导向的投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起步较晚，技术力量薄弱，而发达国家则对我国实行高新技术出口管制。为此，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购买或兼并东道国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获取最新技术，或者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直接参与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反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对于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的优化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如我国的首钢总公司收购了有接近100年历史的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不仅获得了美国先进轧钢和连铸设备设计技术，而且还可以直接使用相关的图纸、软件和专利技术，一举跃入世界冶金设计的先进行列。而家电行业的TCL集团，在美国洛杉矶和中国香港建立研发中心，并与飞利浦、东芝等国际知名企业合作，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总之，具备一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培养产品的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通过质和量的改变，逐渐优化对外贸易模式，促使其向更高层次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