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发展

现有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对象，进而探寻这一投资行为对贸易的影响。然而，伴随着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扩大。这一投资格局的变化，不仅仅表现为资本流出地的不同，而且附着于资本的技术、管理的内容也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有必要准确把握推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其对贸易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Kumar，1995)，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很难对这种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投资行为作出完美的解释。为此，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等先后出现，并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外增加投资主要是运用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断对现有的技术加以吸收、利用和积累，发展动态的比较优势。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不同于发达国家，其动因主要是为了寻求市场、资源、技术、效率和促进贸易等^[1]。

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的对外投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以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为了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建立当地销售或服务部门。虽然在东南亚国家存在劳动力低廉的区位优势，但是与东道国良好的基础设施、较少的进口限制和高效的政府机构比较，后者对于降低产品成本的区位优势在市场寻求型投资中更为显著。这类对外投资也是为了分散生产基地或者规避国内经济低增长以及各种风险和限制政策对其发展的束缚(Lecraw，1977)。例如，印度大型公司的海外投资就是为了规避政府对垄断的限制。和发达国家建立合资企业也是激励发展中国家市场寻求型投资的手段之一。较为典型的合资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设备和管理人员，而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和商标。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主要是以东道国市场为导向的，但这种市场导向还要取决于东道国和母国的政策差异。一般来说，如果母国奉行进口替代战略，那么东道国的市场导向型就较明显。不过也有例外，即使母国跨国公司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富裕的东道国建立市场导向型企业也会起到进口替代的作用。例如，东亚高度出口导向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就比较倾向于进口替代，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更富于出口导向型性质。并且，即使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内部，对外投资也不尽相同。相比于以重工业为主的韩国企业，以轻工业为主的中国香港地区企业所实施的更多是出口导向型对外投资。

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由于母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者把生产工艺简单且易于转移、生产规模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像服装、鞋类、小型电器等)，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于投资者，东道国除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外，还必须具有有纪律、有文化、易于培训的劳动者，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高效的政府办事效率，税收优惠和政策稳定的投资环境等。在服装业，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安排，已经用完配额的投资国可以利用东道国多余的配额，这是东道国吸引外来投资的很强的区位因素。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随后的韩国，在制造业领域建立了很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地以东道国市场为目标。

资源寻求型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一种特殊的出口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进行资源开采，然后出口到母国是其主要活动内容。资源贫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邻近的国家进行投资，以解决国内原材料不足的问题。这类投资也可以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获取资源。巴西、阿根廷、中国以及较小的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特殊原材料的需求，以及积累的资源开采技术，也进行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虽然这类投资与母国的投资发展阶段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处于投资周期第一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拥有所有权优势进行此类投资;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通过投资拥有的足够多的区位优势可以弥补其所有权优势的不足。

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为了寻求先进技术而进行的投资。它们通过在东道国设立生产、研发机构以及信息机构以获取反向技术溢出的技术效果。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利用自己已有的优势，而是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获取技术的一种手段。由于先进技术的外溢和知识的扩散，在技术领先的企业所在的场所进行投资，可以获得这些领先企业技术扩散所带来的好处，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即使没有利润，获得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这类投资多集中在电子、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领域，以及酒店、石油冶炼、零售业等。在这些领域投资的国家多是处于对外投资周期的第三、第四阶段，如巴西、韩国等。而处于更低阶段的国家的投资集中在成熟的技术领域，以获取管理经验和销售经验。另外，由于发达国家对投资国进口高科技的严格限制，通过海外公司可以迂回地从发达国家获得这些技术。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已经广泛国际化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其目的是通过水平和垂直投资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效率寻求型投资开始在区域化水平，然后表现为全球化，这种投资充分利用东道国的优势，以达到生产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这种投资类型的国家多处于投资周期第四、第五阶段，所以进行这类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少。

发展中国家开始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这些投资主要是为了规避市场保护或者利用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便宜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区位优势，因此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对外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开始增长，对外投资的类型主要有贸易促进型、战略资产寻求型。这两种类型的投资不是追求传统的公司特定所有权优势的发挥，而是为了获得技术、品牌、市场或者通过市场网络、售后服务等促进贸易，并且随着世界竞争的加剧，像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贸易发展能力，所以此类投资得到了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等因素，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类型各不相同，由此引起的贸易效应相去甚远。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会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发展中国家应遵循投资发展路径(Dunning，1997)，根据母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投资到资产寻求型投资、市场寻求型投资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不同，并被称为第一波段投资;到了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出现了新的变化，人们把这时出现的投资称为第二波段。进而，修正的路径理论进一步认为，不同发展中国家所处路径各异。印度、菲律宾、阿根廷、墨西哥等处于第一波。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竞争不断加剧，致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原有区位优势，继而是所有权优势，最终导致其对外直接投资停滞不前或下降。处于第二波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不断地提高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则从第一波资源寻求型向市场寻求型和资产寻求型转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中国就处于这一阶段。在第二波的更高级阶段主要是效率寻求型，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处于这个阶段。在投资发展路径中，第一、第二阶段国家的比较优势属于资源密集型，对外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而第三阶段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也有很大的差别，分属于市场寻求型和资产寻求型等不同类型。处于第四、第五阶段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属于效率寻求型。一般而言，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主要是资源寻求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发展为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如果说资源寻求型的投资有利于促进贸易发展，那么市场寻求型投资则会因其目标选择不同所引起的贸易效应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贸易导向型投资有利于促进贸易发展，而关税规避型投资则会产生贸易替代效果。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可能是资产寻求型，它对贸易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因为，此类投资所获得的战略性资产对提升贸易竞争力、促进贸易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管理效率和市场能力的支持。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发展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阶段周期理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效率寻求型等^[2]。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第二波段，也就是从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逐渐向资产寻求型过渡。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获取资源供国内消费为主。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我国加工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对于原材料需求也急剧增加。这种投资一方面增加了我国对自然资源的大量进口，另一方面降低了我国的政治和商业风险，特别是在非洲、拉美和中亚地区。投资者多是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一种观点认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虽然近年来获取知识在对外投资中越来越重要，但是我国在对外投资中，资源寻求型投资仍占相当比重。资源寻求型投资在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中也占有一定比例。例如，20世纪90年代对新西兰的木材、美国的林业的投资以及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矿石资源投资等。资源寻求型投资一般是垂直一体化的投资，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因为，这种投资确保了我国石油、重金属等关键资源进口供给的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而稳定和强化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同时带动了我国设备、中间产品、制成品的出口。

市场寻求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为了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必须努力拓展海外渠道，提供良好的销售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很多投资都是为了促进出口。服务业投资对出口促进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3]。一是，向当地提供服务的同时带动了母国设备、零部件和人员服务的出口，引致了出口增加。二是，在东道国设立服务企业，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特征，为出口创造了机会;同时，良好的服务可以树立品牌形象，增加当地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认同度，进而促进出口。例如，家电产品的售后服务就有利于带动家电的出口增加。三是，为母国企业出口提供信息和服务，间接促进出口企业和相关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例如，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专业性服务公司。我国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相对复杂，主要分为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类不同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作为防御型对外投资，发达国家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迫使我国直接在欧美等地进行直接投资(虽然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小，但增长显著)，或者在“第三国”进行投资(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当份额)。在制造业领域，为回避贸易壁垒和配额限制而进行的投资会取代母公司和其他企业相关产品的出口，并且这种替代作用较为显著，因而具有出口替代性质。另外，防御型投资是由于国内发展机会受到限制，例如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产能过剩等，而国外管理的透明度和优越的物流系统对防御型投资更有吸引力。进攻型的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发展新的市场，提高品牌知名度。虽然中国海外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但经过过去20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企业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外市场不断得到拓展。

在开展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同时，为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贸易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进入21世纪后，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这种类型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果。因为，构成战略资产的专利技术、管理技术、市场渠道等都是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发展中面临的关键制约因素，这些资产的获得对缓和其约束，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强化国际竞争力极为重要。例如，我国的航天、航空、电子和生物化学等大型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我国企业已开始在海外积极寻求品牌、补偿资产或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活动，有的已经在海外市场树立了自己的民族品牌(例如TCL和海尔等)，或者收购国外信赖的品牌和相关的市场渠道。所有这些投资获得都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拉动我国产品的出口。

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重新安排和合理分配资源，充分享有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分工利益的一种投资行为。尽管此类投资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但伴随着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近年来也有少量企业开始实施此类投资。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在迅速增加。尽管这些投资的动因各异，对贸易发展所具有的效应互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表现为互补性的。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接下来将就此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