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1873—1894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失灵，人们普遍在寻求“有意识调节”社会的办法。所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开始自我调整，酝酿着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有国家广泛参与的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另一方面，在西方，尤其是在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派和政党林立，都在寻求更加“理性”的社会。但是那时，又“没有任何科学家，尤其没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能够说出什么东西”(哈耶克语)。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的批判和关于无产阶级使命的学说，虽然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但没有形成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形势。这是因为在劳工运动的压力下和在民主法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推行了各种社会改良措施，如英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和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等，使社会大众的权力和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另一方面，1884年，在马克思去世后的一年，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恩格斯等人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二国际”)。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斯坦重提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中已经提到过的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思想，他提出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1899年，伯恩斯坦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2]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按照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改进社会[3]。20世纪上半期，英国工党和瑞典、奥地利等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成功赢得大选并成为执政党，他们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推行了某些社会改良的政策，如通过税收、社会福利等措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本来关于所有像当时的英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
列宁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革命上，他在十月革命前曾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4]，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把火，它的作用就是起一种关键性的‘引燃’和‘引爆’作用，通过俄国革命点燃欧洲革命熊熊烈火”[5]。但是，这样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出现，欧洲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并非如原先想象的那样指日可待。列宁在1918年8月的一些讲话中不得不承认:“革命是不能按订单制造的”，“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6]。
但是，关于“社会大工厂”以及“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预见却长期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作教条来对待。这集中表现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上。这就是本书将要探讨的主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518页。
[2]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
[3]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年。
[4]《列宁全集》(第29卷)，1985年，第90页。
[5]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05—107页。
[6]同上书，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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