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是从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转变到粮食税开始，继而推向城市，改革企业管理的方法，然后再波及和影响农村。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计划除了余粮收集制外，还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是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二是帮助小农业社会化。所谓“帮助小农业社会化”，是指“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共耕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1]。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少领导人认为，如果能在300万俄亩的土地上组织起共耕制的农业大经济，它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粮食工厂，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生产出来，并解决城市口粮的一半。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共耕制。所谓“共耕制”，当时主要有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三种形式。列宁强调的是前两种形式的集体农庄，除提供大量的基金支援外，还优先分配优等地，在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方面也给予优惠。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1919年和1920年，占农户0．5%的共耕制集体农庄提供的余粮只占总数的0．04%。共耕制的发展速度也不理想，到1920年参加共耕组织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0．5%。因此，在1920年底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在最近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2]
1921年春天，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宣布实行粮食税的同时，撤销了上一次代表大会以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3]，从而为保留农民生产资料私有权、恢复和发展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扫清了道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被“鄙视为买卖机关”。本来，俄国是一个有合作社传统的国家，1917年初已有2．75万个合作社，社员总数680多万人，其中，70%以上在农村。十月革命后继续发展，到1920年初上升到3．05万个。但由于政策的失误，到1920年11月锐减为1．3万个。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到1923年又恢复到3．12万个，而本来不多的集体农庄则大幅度减少，1921—1922年，农业公社由3 313个减少到1 448个，农业劳动组合由10 185个减少到6 639个[4]。1922年3月，俄共(布)中央致各级组织的信中强调，小农经济有适应商品市场条件下的特别方法，不仅有办法在市场条件下比较长久地生存下去，而且还能通过合作社改善自己的工作并提高工作的效益。“由于这种情况，合作社就在我国农业政策的发展方案中占据了一个极其显著的地位”[5]。同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强调:“在实行实物税制和规定商品流转自由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形式是最好的、值得全力支持的形式”，“是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合作社网，将其由多半是联合农村中富裕阶层的组织变为包括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组织。”[6]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晚期的著作《论合作社》中提出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这不是简单地指合作生产，而是在认识到市场和商业在过渡时期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崭新方案，即通过被“鄙视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来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不改变农民生产资料私有权的供销合作社，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普遍存在的。过去，列宁认为，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为此需要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集体化。列宁现在认识到，不要去直接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建立产品交换和帮助小农集体化也不是当前的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实现居民的合作化。列宁说:“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7]这些新的认识可以被视为列宁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第五次政策性的变化，是“新经济政策”的继续深化与扩展，实际上也就是实现经济全面的市场化。这是列宁逝世前最后一次修正自己的认识。
为保证新经济政策的胜利，列宁还提出要重视解决劳动人民文化贫困和提高管理能力问题。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提纲中指出，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主要经济力量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有足够的手段来取得‘新经济政策’的胜利，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问题‘仅仅’在于文化!”“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管理(其中包括从事国营商业)的本领。”“‘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是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8]。列宁在生前最后一次的口授文章中强调了必须提高农民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他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9]同样，“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10]为了通过文化革命解决文化贫困问题，列宁也强调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包括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振奋他们的精神。列宁说:“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11]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2]《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7页。
[3]即供销合作社。
[4]薛汉伟:《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5]《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21页。
[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9—231页。
[7]《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2页。
[8]同上书，第402—404页。
[9]同上书，第368页。
[10]同上书，第102页。
[11]同上书，第35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