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这场论战的成因、后果及经验教训，中共中央还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中共中央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兴唐最近撰文[1]称，“十年论战”中，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这个评价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作出的，我认为是恰当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中苏论战有比较简短的一段话，指出论战的“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1．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评价
邓小平作为论战直接当事人之一，在“文革”结束之后，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多次对中苏论战作了言简意赅的评判。他曾说，反对“老子党”，我们反对得对了;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你们有错，我们也有错，我们错在“左”;现在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
1983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1957年，我参加了莫斯科会议，毛主席是团长，我实际上是副团长;1960年是刘少奇同志当团长，我正式名义是副团长。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头看也站不住脚。”
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会党中央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危险还是‘左’，因为‘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克罗舍茨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2．中苏“论战”的大体经过
论战的过程大体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以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所谓“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的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的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修改后，在6月中旬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为以后发表的《九评》定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于7月14日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开会，指出公开信已经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共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因赫鲁晓夫于1964年下台，《十评》没有写成。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文章，定稿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3．我方在中苏“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二十五条”系统阐述了当时中共对国际共运、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观点与态度。“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到“文革”时期又进一步发展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俄国，现在已转移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在这种“左”倾思想影响下，我们曾把自己的未经实践验证的以至于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而且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
批判苏联和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是论战的重点之一。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和强调加强企业管理统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据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早已复辟，在苏联正在复辟。而且把不同意我们党观点的共产党统统戴上“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修正主义”的帽子，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经过毛泽东对全文进行大量修改的，标题也是毛泽东加上的。“九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列出的15点内容是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写成的。在论述了15点之后，引了一段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也是以后在“文革”时期经常被引用的: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搭，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导致我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4．中苏“论战”直接为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中苏“十年论战”，批判了苏联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就顺理成章了。在国内，把批判“苏修”当作一场“反修防修”的教育来对待，在全党和全民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文化大革命”是在中苏论战之后接着进行的，其出发点和旗号就是“反修防修”。先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做出“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当时的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从而，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一条黑线，等等。对形势这种错误的分析，还导致要实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结论。中苏“论战”在我国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在:
首先，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把主要精力放在中苏“论战”上，错失了二战后世界上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带动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以致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几乎落后了一整个时代。
其次，直接导致在国内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了和平时期对国家的空前破坏以及对人民、对民族的空前浩劫。
再次，使“左”的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披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色彩，不仅在“文革”时期横行肆虐，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成为顽固的阻力。所谓“文革”思潮屡有回潮的现象，就是“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反映。
【注释】
[1]本章内容参考《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第72—78页吴兴唐文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