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

1．在“反修防修”的旗号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在经济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重新纠“左”，进行成功的调整和有意义的探索的同时，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特别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仍然占据上风，加上苏联赫鲁晓夫向中国施加种种压力，受中苏关系紧张和“中苏论战”的直接影响，毛泽东在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对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说成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撤了他的部长职务;对彭德怀提出申诉说成是搞翻案活动，不但不予平反，而且重新对他进行审查;对曾经支持小说《刘志丹》写作的习仲勋(副总理)等人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和专案审查;对有的“右派分子”要求甄别平反指责为“猖狂之至”而加以否定。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就接连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1]。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把“四清”、“五反”说成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9月，毛泽东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在中苏两党论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党内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即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于是把邓子恢提出的正确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即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的正确建议(被歪曲地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以及对各国人民支援要少)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许多正确建议说成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他们都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撤销了职务。1964年中，毛泽东等进一步认为全国有1/3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把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提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人为地制造出新的“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到全党。

与此同时，在文艺、学术、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也迅速蔓延和升级。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观点和许多优秀或比较优秀的艺术家、学者、教师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被批判、斗争、撤职、下放，知识分子重新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形成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1965年11月，在江青的授意和组织下，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加猛烈的大批判浪潮，拉开了造成空前浩劫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1976年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左”倾思想和错误发展到“极左”的十年，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国内外许多著作已经对“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历程及其性质、错误、危害、教训等作了评析，中共中央也已经作了基本的结论。如果从学术上、理论上对它做更深刻的总结，将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人文方面多学科，这须待时日，也不是本书的任务。至于“文革”主流舆论中“四人帮”的那些胡言乱语以及由他们煽动起来的群众狂热和“空想”行为，似乎都不值得从理论上做什么驳斥和研究，本书只着重从“文化大革命”中市场关系的厄运作简要描述。

2．思想理论与政策措施全面否定市场关系

第一，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按劳分配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974年10月，毛泽东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毛泽东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2]。在领袖的这些“最高指示”指引下，“四人帮”更是借此大造舆论，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说这些都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说“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正是这些谬论，煽动起大部分群众的狂热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到一切，横扫一切，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第二，把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开放集市自由贸易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说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地”，饲养、渔猎、采集、编织等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尾巴”，都要统统割掉。还强迫农民“三献一并”(献自留地、宅边地、自有果树，并队升级)。

第三，把运用经济手段和实行经济核算、改善经营增加盈利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利润挂帅”，鼓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四人帮”还在教育战线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第四，把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腐蚀工人阶级”，全盘否定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极力推行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第五，把企业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要求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

第六，把企业内的党政合理分工说成是“摆脱党的领导”和“让走资派篡夺企业领导权”。

第七，把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责任制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全盘否定《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煽动无政府主义，甚至鼓吹“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

第八，大搞所有制的“升级”、“过渡”。把农村人民公社由生产队核算升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升为公社核算，由集体所有制升为全民所有制;把城镇的个体经济向集体所有制过渡，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城镇的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合作社和合作商店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实行关停或改为国营，供销合作社也全部改为国营商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上到下层层揪斗“走资派”和“夺权”，搞“打、砸、抢”。各级经济管理机构都受到冲击和严重破坏，有的甚至被撤销，一些“造反派”和阴谋分子、投机分子乘机爬上领导岗位为非作歹，国家已不能正常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各种名目的群众运动接连不断，完全搞乱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无政府主义盛行，规章制度沦为废纸，许多企业、矿山停产或半停产，不少交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3．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濒临崩溃边缘

在“文化大革命”中，税收、信贷、工资、价格等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被破坏、简化、削弱。合并税种，减少税目、税率，对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企业也只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多数企业只按一个税率征税，过去行之有效的复税制变为基本上单一税制，大大削弱了税收这一重要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下放信贷管理权，简化利率种类，降低利率水平，乱贷、乱借、乱开支，制度废弛、账目不清，假账、坏账很多，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在劳动工资方面，把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转为固定工，强化单一固定工制度，这既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国家安排就业方面的压力;取消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使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进一步发展。在价格方面，一再缩小商品差价，长期冻结物价，价格对资源配置毫无作用。

1970年，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中的绝大部分被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领导为主。商业部门也将所属一级批发站全部下放给省、区、市;外贸部门也把企业全部下放给地方，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正在施工的各直属基本建设项目也分别下放地方管理。这样不加区别、过多过急地下放，其直接动因是追求高速度和错误地认为世界大战在即，希望各地方尽快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自成体系、各自为战，而其后果必然是打乱原来已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的管理，打乱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1967年的经济效益是，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为负39元，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都直线下滑。

十年“文化大革命”大浩劫期间，只有两段时间，即1972—1973年和1975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同“左”倾错误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艰难地斗争，奋力整顿国民经济和调整经济体制，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邓小平1975年大抓全面整顿，强调:“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3]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就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要求:限期改变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状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七项主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全面考核并切实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等八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建立强有力的、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文件规定:凡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基本建设和重大建设项目、重要物资的分配、主要商品的收购调拨、国家财政预算和货币发行、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都必须由中央集中决策，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不得自行其是;国家计划要着重搞好综合平衡，着重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生产维修和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设备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关系等;计划的制订，要广泛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经过逐级协调平衡，订出全国的统一计划;中央下放给地方的企业以及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业，原则上由省、区、市和省辖市领导，不能再往下放，中央各部对这些企业仍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管理。邓小平还组织有关部门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也都开展了整顿工作。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针对“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科技工作的原则与政策。这个文件同《工业二十条》一样，有不少科学合理的重要思想观点，指明了整顿与改革的方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其他领域的整顿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使人民面对“四人帮”的破坏重建信心，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不幸的是，到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陷，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经济、政治局势重又遭到破坏，整顿中提出的许多必要的正确政策与措施被否定，整个国民经济重又陷入严重的困境，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

【注释】

[1]“四清”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五反”是反对贫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71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