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权”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理论源自《易》中的三义:“变易”、“不易”和“简易”。“变易”指的是万物的不断变化,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则和原则的确定不易,即变中的不变,这就是“经”;“简易”说的是对规律本质简明的把握和领悟。持“经”达“权”便是有原则地应变。诞生于2500年前的“经权”思想居然和20世纪70年代的权变一系统组织理论观点惊人相似,这是历史的回归,也是自然的法则使然。在系统组织理论中,组织被视为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强调对环境的适用和匹配。这种思想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多变和组织自身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加,其重要性将更加突出,代表着组织思想的发展方向。《易经》的“经权”思想和儒家的“执经达权”在中国文化沉淀久远,影响颇深,至今还借各种文化载体广为传播,这为中国组织的适用性发展和组织模式的自我创新提供了文化支持,可以预期在未来中国将产生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也可能诞生非常具有“活性”的组织理论。
与易经的变易思想一脉相承的道家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道德经》言:“上善若水,水能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13]老子十分推崇水的品格,号召人们学习水的适用性、坚忍性、包容性等高贵品质,卡斯特等提出的权变一系统组织理论正好具有老子所倡导的柔弱和适用性特征,阿尔瑞契等的群体生态组织理论也是强调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认为组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适应环境的变化,环境是组织深层的决定因素,正如老子所崇尚的水德“居善地,心善渊”,对环境的适用是组织生存的根本。进入20世纪后,网络化、虚拟化等高柔性的组织模式快速发展,证明了组织对复杂环境的同步适用成为当今和未来组织理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和2000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谋而合,而在中国文化基因中就具有这种天然优势。中国企业组织和欧美国家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中国的企业组织设计常常不那么严格规范,有很多地域性、行业性特征甚至还有许多模糊的东西,这种组织在严谨精确上不如欧美,但在对外部环境的适用方面又优于欧美。当然,组织弹性和组织的紊乱无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状况,前者是高度规范有序中的适应性和自我调适能力,后者则是低效的混乱体系,真正的高弹性组织往往是跨越严谨有序阶段后升华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柔性思想在现阶段对组织理论是弊多利少,我们还是应该先走过从无序到有序的阶段,再回归到有序后的弹性和自组织性。
【注释】
[1]王满仓,“柔性组织: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创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月。
[2]David Faulkner. Strategy: Critiral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Taylor & Francis. 2002 .
[3]梁漱溟,《中国人》,凤凰出版社,2009年。
[4]李连平等,“文化考验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2006年5月。
[5]王登峰,“中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与跨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
[6]颜爱民等,“传统价值观对奢侈品购买动机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2009年6月
[7]Bums TR. Cultural Evolution:Social Rules Systems,Selection and Human Agenc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2. 07.
[8]颜爱民,“组织文化的演化:社会生物学视角”,《软科学》,2008年9月。
[9]Hofstede G, etal.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Across Twenty Cases. Administrative Sciernce Quarterly. 1990. 35(1):286-316
[10]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论语·学而》。
[12]《论语·子路》。
[13]《道德经·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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