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总结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时，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128]在建立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企业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政府灵活有效的经济干预。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一项有效手段是采取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约束，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亚国家开始着手法律和制度的建设，使市场竞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还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避免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例如，新加坡专门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此外，东亚国家和地区还通过产业政策以及外资、信贷和税收政策积极培育和引导市场，在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东亚各国对政府的错误干预往往采取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为了减轻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而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泰国政府也从80年代起改变了以前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转而实施新的农业——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129]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实施有效的经济干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有着科学而民主的人事制度，往往是任人唯能，因此政府的自主性很强，也能够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国家采取的策略是对市场力量加压，刺激市场的灵活度，从而导致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个原因是东亚的政治相对较为稳定，政府任期较长，即使政府更换，经济政策依然能够延续下去。总之，东亚政府属于发展型。
相比之下，拉美政府则属于典型的干预型，由于干预过强反而导致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形成所谓的“无效”政府干预。拉美采纳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计划由中央政府制订，群众被动接受，而政府在聘用官员时任人唯亲，官僚主义作风浓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十分脆弱，因此，政府采取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在拉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引导下，各国对市场采取了高度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推行了广泛的国有化，加大对国有部门的投入，使国有部门迅速膨胀，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国有企业的产值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智利也接近一半，墨西哥拥有1000多家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约有400家，[130]但是私有企业却远没有形成规模，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另外，拉美的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例如阿根廷在1946—1983年政府更换18次，除了墨西哥以外，其他国家从1946—1984年共计发生82次政变。[131]
从政府的干预程度来看，中东大多数国家是综合了拉美和东亚的一些特点，即中东政府干预的性质是混合型的，但积极的政府干预仍然是中东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最大特点。1931年，凯末尔提出“国家特别要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尽可能地确保国家利益的实现”，基本确定了国家主义在土耳其乃至整个中东现代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也标志着中东加强国家干预的开始。中东的国家主义虽然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个方面，但由于中东的社会主义带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实际上与拉美十分相似，即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中东国家资本主义以两种方式对经济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第一，国家向私有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半成品、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等支持，如海合会和1974年以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埃及均采取这种方式；第二，国家主导资源分配，掌管社会剩余产品以及外部租金、利息，往往通过指令性计划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如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纳赛尔时期的埃及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132]中东各国的公共部门在经济中曾一度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一特点实际上是拉美、东亚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的。根据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作用的估计，除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所创造的平均价值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国有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占制造业总价值的1/4～1/2，而中东许多国家公共部门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33]但与拉美一样，中东缺乏的是类似东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那种和谐关系，各国在经济民族主义旗帜的引导下，强化国家干预功能，加强公共部门建设的同时，对市场力本身的重视不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是如此，人们对私有部门和外资存有偏见，甚至主张严格限制私有部门的管理和经济活动。而且中东与拉美一样，政府官员的任用与家族背景、宗教背景和政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经济领域官僚主义过于浓厚，决策过于集中，经济政策随着政府的更换而极具跳跃性，缺乏连续性，也缺乏经济民主，使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到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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