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行动计划制定的原则

目前来看，以下几个方面是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上应该重点关注的。

“互联网+”的变化过程里，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哪些应该是企业干的，哪些应该是政府干的？“互联网+”一热起来，腾讯跟几个省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都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腾讯能不能建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他们再把上游的融资、辅导培训、上市都整合进来，腾讯在平台上推动；这几个省有场地，能给资金，能吸引互联网开发者。实际上，这种思路还是站在政府传统招商引资的基础上，“互联网+”不应是这样的。

政府存在要不要投资、要不要直接介入的问题。而我们觉得需要考虑清楚一个问题，即哪些是市场可以做的。比如融资、创业方面，实际上，企业有比较成熟的创业平台，而且在融资、上市等领域有完整的配套体系。目前热钱已经很多了，政府在这里做是没有价值的。

有些政府希望他们的开发者在腾讯平台上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力度和优惠，并询问腾讯能否进行投资鼓励。但对于BAT这些互联网企业而言，从商业上是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整个互联网都是一个开放的创业平台，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一家企业不需要培育一批人、一个创新基地，来从里面抓未来的苗子。因为在整个国际范围内，谁的“互联网+”业务和技术发展最快，完全可以直接用资本收购它。我可以把最好的拿过来，为什么要先去种地呢？而且在最终“互联网+”的胜出市场上，也可以看出谁的菜种得最好，而不用去管我怎么在哪一块儿地上种菜，我只需要看最后的结果。政府也应该采用这种方式。

有四个方面是政府应该特别关注并着力去做的：

第一，政策的调整和制定。第二，治理模式的优化和改善。这两点我们如今都很有共识，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些。第三，政府应该去推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说的基础设施，除了云计算、带宽、鼓励创业等，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即对数据的使用和整合能力。国内不同的城市在这方面的能力差异是很大的。比如一些政府，很难找到相应的部门掌握着这个城市所有的权威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些省份虽然很偏远，但是政府一直在收集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上做工作，反而数据的整合能力更强。比如宁夏，他们有10个领域的业务是可以直接上“互联网+”的。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政府拿不出可以直接用的数据，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去整合、协调再应用。所以，在基础设施上，政府除了硬件、带宽等建设外，还应该特别关注大数据的采集、使用和整合。

在基础建设方面，我们也看到“一带一路”的情况。很多人在讲“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但好像没有人把“一带一路”和“互联网+”放在一起。腾讯在和“一带一路”涉及城市的沟通过程中，发现大家基本上还是谈交通设施怎么样，没有一个城市谈到怎么用数据去解决“丝绸之路”的问题。从山东开一列火车到欧洲是100年前就可以做的事情，甚至古代用马匹都能走出这条线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整合数据、使用数据应在“一带一路”计划中起到更核心的纽带作用，是打通中国和中亚、欧洲更重要的线路。政府应该在这些基础建设上有更超前的做法。

最后一个就是政府的先行先试。“互联网+”有很多方面是需要去引导的，尤其在政府和民生领域。一方面是商业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带动“互联网+”；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应该率先在民生领域，在政务领域使用“互联网+”。这四点是建议政府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着重去做的。其他的应该尽量交给市场、交给商业模式去创新。

在治理模式上，我们认为应该用“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来看待“互联网+”的问题。结合第一方面，政府应该特别关注政策问题。我们看到目前政策的冲击非常多，未来还会层出不穷。最典型的像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如远程能不能办证、能不能开户的问题。腾讯的微众银行也在摸索互联网金融到底怎么做。一个定位是微众银行要做中国第一个不设实体网点的银行。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开户要用资料进行身份认证等，技术完全可行但政策上还有问题。这些应该尽快打通。还有一个是微众银行准备发行无实体的信用卡，这又跟现有的政策和法规冲突。这些法规容不容易打通？坦白来讲是容易打通的，但政府的行动有多坚决、有多快才是重点。

还有税收和发票的问题，这些都是在制定“互联网+”政策时亟须解决的。另外就是隐私安全的问题，和政府、商业对数据的应用。“互联网+”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数据的收集、整合以及运用和开放。政府应该把数据开放，但开放了以后就会面临安全和隐私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也需要政策和法律去明确。另外像进出口、加工制造等，未来可能很难认定整个生产是在同一个地方完成的。

在政策和治理模式上，应该用“互联网+”产生的内生治理作为政府的治理模式。什么叫“内生治理”？我们认为，是在商业模式里创造出来的，为了完善这个商业模式而做的管理机制。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冲突比较明显的出租车问题。出租车行业改造既有存量的改革也有增量的机会，但就因为存量的矛盾而不敢去动、不敢给新的增量机会。这里面就有几种说法：第一，说管得不好；第二，存在偷税漏税。实际上恰恰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传统体制管得太窄了，才会有黑车，才会有偷税漏税。出租车的管理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为了管得好，政府要发牌照认定。现在所有专车司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认证情况，不仅专车运营公司会掌握，在网上打车时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个司机的情况，包括信用基础和别人的打分等。在整个打车的过程中，车走在哪里、多少钱，在网上完全是有即时的反映和记录的。假如担心安全问题，你的家人可以随时看到这辆车走到哪里。这种内生的商业机制的管理比原来的行政管理更直观、更有效率，而且保障得更严密。这种内生的管理，怎样变成政府对新的“互联网+行业”的治理模式，怎么把商业的转成政府的治理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让未来“互联网+”对中国的经济体量发生作用，就必须要有大块的业务、大批的领域进入“互联网+”，比如交通、医疗、教育、农业和生产。以交通、教育、医疗为例，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变。比如在医疗方面是比较积极的，甚至是比较细节的，包括怎么去看病，怎么做家庭医生，怎么用互联网等。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方式效率很低，成功概率也不高。医疗的问题也应该让商业、让市场去尝试，包括医疗机构和互联网行业。在尝试的过程中，当有像滴滴打车这样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时，政府要做的就是怎么去对接、去过渡、去放行。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治理模式的时候，以接入为考虑点，以放行为方法。在商业环境中，不成功或者得不到验证，就必然会死掉。已经成功了、被市场接受了就意味着存在商业价值。这种模式比政府直接去制定怎么“+”、怎么开放要有用、有效率得多。

【注释】

[1]根据作者2015年4月21日于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影响‘互联网+’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公共政策双周圆桌会议的现场发言整理。